朱學淵:中國治蜀有高招?

朱學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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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6日訊】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聲結束了滿清政府268年的統治,而正是四川的保路運動敲響了這場革命的戰鼓。今天,巴蜀之地再次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最近短短十多天內,此地接連發生了兩起農民大暴動,每次人數都達數萬之眾,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新紀錄,預示當今中國政府的統治出現了新危機。

亞洲時報報導,90多年前的這段歷史,很多人都記得。依《大清律例》,謀反叛逆乃十惡不赦之重罪。犯者不僅要淩遲處死,而且罪連九族。「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異同,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為何這些仁人志士依然願意犧牲生命而前赴後繼呢?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佈把百姓自己捐錢修建的川漢等鐵路幹線收歸國有,並轉而出賣給西方列強,以換取它們奴役性的貸款。清政府奪路賣路的行徑,激起全國公憤。保路風潮首先在湖南興起,而尤以四川最為壯烈。各州縣紛紛成立保路同志協會或分會,風潮播及全川,聲勢越來越大。人們開始罷市罷課,後來發展到抗糧抗捐。

然而,清政府依然一意孤行。四川總督不僅武力彈壓保路民眾,屠殺保路同志會的領導人,甚至下令軍警開槍屠殺無辜的請願民眾,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流血犧牲這一次非但沒有嚇倒人民,反而更促使人民拿起武器。很快,起義烽火燃遍巴山蜀水,並蔓延至全國。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各省相繼宣佈獨立,滿清統治土崩瓦解。

四川的護路運動,無論它如何再猛烈,都絕不可能單獨推翻清政府;但它點燃了人民心中反清的火焰,點燃了革命的導火索。更中立的觀點認為,清政府是自己氣數已盡:統治階層腐朽,夜郎自大,沒有任何生氣,結果整個國家淪為西方列強的盤中餐,任人宰割。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嚴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百姓生活極度貧苦。清政府就坐在火藥堆上,只消一根火柴,一切都將灰飛煙滅。

古人有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今天依然是這片地方,火柴又被劃著了。

10月18日,重慶萬州發生數萬人衝擊政府大樓的事件。民眾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當局派上千防暴員警鎮壓,雙方激烈衝突。值得深思的是,萬州暴動的起因卻是一宗小事故,一位挑夫的扁擔不慎碰到一個女人,該女人的丈夫搶過扁擔,將挑夫的腿打斷,揚言自己是政府官員(事後官方解釋說打人者僅是一名臨時工而已),花二十萬元可以買挑夫的命。而聞訊趕來的員警則包庇肇事者,因而觸發眾怒。很快,數萬百姓包圍了區政府大樓,而中國當局由各處調派出動的鎮暴員警人數也有上千人,雙方發生激烈突,最少五輛當地政府公務車遭到損壞,警方最後使出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的手段,最終才使示威者逐漸驅散。期間,中國當局警方至少拘捕了數十人。

10天後,四川的漢源縣也發生暴亂。當地五、六萬名農民,因不滿政府強制拆遷、壓低賠償金而衝破武警戒線,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目擊者證實,學生隨後也加入了近十萬人的遊行隊伍,衝擊縣政府大樓;當局急調萬名武警馳援漢源縣。雙方發生激勵衝突,受傷、死亡人數不詳。

有線民披露,現在漢源縣城對外的三條道路已經禁止入內,「那裏現在跟伊拉克差不多」。同時,在中國中央嚴禁報導的「封口令」下,中國媒體全部噤聲,從主要媒體到當地的《四川日報》、《華西都市報》、《天府早報》,一致「錯過」這個已經在網路傳得沸沸揚揚的重大新聞。

漢源事件被北京定性為一起中性的「大規模聚集事件」,但在強調維護群眾利益的同時,將懲治趁機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11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指示,只有解決了移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電站才可以復工。目前還沒有處決任何涉案個人和組織。

評論人士皆認為,這兩起暴動是中國1949年建國以來所遭遇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1989年,愛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和平而有秩序的遊行示威時,卻被中國政府殘酷鎮壓。

過去小規模的街頭遊行也有發生。1956年湖北,一個無名小鎮的中學教師和學生舉行遊行。在鎮政府樓前,他們既不要求民主,也沒有反對腐敗,僅希望降低大學入學門檻。最後,活動的組織者-三名人民教師因反對中國當局的教育政策而被判處死刑。另有一修車人也未能倖免。他有個眨眼睛的毛病,所以當局判定,在遊行隊伍經過他的自行車修理鋪時,他不斷眨眼就是「給階級敵人發送信號,支援遊行」。

毛澤東時代,無辜人士(如上面的那位修車人)會因遊行而受死;在鄧小平時代,89年血洗天安門;而胡錦濤卻換而撫慰遊行者。這在中國是個很大的進步,同時給飽受壓迫的百姓發出了一個新訊號:遊行示威不再可怕。中國的命門就這樣被抓住了,也暗示著中國當局大不如前,其社會、政局隨時會發生危機。

孫中山先生曾高度評價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功績。他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現在的問題是,經過這兩起社會事件的洗禮,中國會否再次迎來一場大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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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濤同志有高招

新華網北京九月十五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十五日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說,歷史證明,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中國目前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

他說,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長期奮鬥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

他說,1840年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機空前深重,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但是,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歷史命運,那時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制沒有能保障廣大人民的權利,最終在各種反動勢力的衝擊下歸於失敗。”胡錦濤說。

他說,自那以後,舊中國的政治制度,無論採取何種形式,都絲毫沒有改變其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本質,中國人民仍然處於被壓迫、被奴役、被剝削的悲慘地位。

“歷史證明,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他說,中國人民從長期的探索和奮鬥中深刻認識到,要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必須徹底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制度,建立全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

他說,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歷程和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權的實踐,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同這一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部具有臨時憲法地位的重要文獻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1953年,中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空前規模的普選,在此基礎上自下而上逐級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從而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礎和組織基礎。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標誌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

胡錦濤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五十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得到鞏固和完善,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胡錦濤說。(完)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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