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A
1989年，我在山東某小鎮讀初三年級。5月份極炎熱，我躲在樹陰下迷戀台灣詩人席慕容的詩歌。隱約感覺到，外界好像是出了什麼事情——但這和15歲我的我有甚關係？
現在回憶那個夏天，恍若隔世。那個夏天發生的很多事情，十年之後我才逐漸瞭解。而當年的那些領袖人物，現在估計也已經生出鬍鬚，身穿西裝，常常感慨歲月流逝，而前途難料吧。有些海外媒體還是把這些人作為中國民主運動之精華人物，實際上已經有昨日黃花之嫌。我不瞭解他們在國外的影響力，就在國內來說，已經是最淡漠的民眾記憶了。而六四，也漸漸被龐大的歷史身影，掩蓋了所有機密。即便這些機密被不停地披露出來，又能如何？歷史啊，它畢竟是當代利益訴求的折射。而正義，則僅存於假定的上帝身上。
作為一種歷史的六四，對於王丹、北京之春這種雜誌以及其他民運人士，價值在於，他們是這種歷史的邏輯結果。這是他們之所以存在的根基。而這種慘淡而單薄的歷史記憶，只能如一陣輕微的秋風，連地上的落葉都無法掠起。所以這些人之合法地存在，也已經甚為勉強了。海外民運，猶如世外桃源，已經對中國民眾的心境，反應至為遲鈍。它越來越成為一種執拗的堅守，對若干年前的戀人的徒勞追憶，在離正義越來越近的同時，也離力量越來越遠了。
未來的中國，需不需要新鮮的血液和嶄新的思考？
B
理性的思考已經是一種稀缺物質了。
作為一種歷史的六四，之所以值得關注、研究，是因為它能夠給中國未來力量提供借鑒。而不是它本身的價值。政治從來不以道德價值來衡量對國民的貢獻。有些文章很好，很凜然，但是毫無用處。有些文章，能夠傳達給無數耳朵，切入了現實的土壤，就是有價值的。這就是我為什麼放棄沉默，發出獨立聲音的認識。在審美的文學不能繼續給我帶來愉悅之後，我選擇了作為一種武器的文學。
我常常在暗夜之中，與那些死去多年的溝通，揣測他們的心境，體會他們的感受。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的方言，曖昧而嘶啞。鄧小平在軍委會議上的錄音，緩慢而低沉。希特勒穿著筆挺的軍裝檢閱部隊，神態張揚快樂。羅斯福的爐邊談話，常常停頓一下，凝神沉思。我也在暗夜之中，揣測江澤民在人大主席台上端坐的時候，不停地琢磨各種古怪事情。還有王丹，他在黃昏街頭漫步的時候，是否會想念起那個沒有政治的祖國——未名湖畔的漂亮女生，以及食堂裡熱騰騰的米飯。
他們從來都不是神，他們都是具體的、活生生的、呼之欲出的人！他們奔走，掙錢，做愛，閒談，他們有時候還會親自下廚，在某些時候，他們未必不在麻將桌旁打發一個無聊的下午。體會到他們這樣一種身份，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會有不同的感受。
C
我最常想起的人，是孫中山和鄧小平。我常常琢磨他們，這種琢磨，常常走進了熟悉而且想念的魔境。似乎他們作為遠行的老朋友，終有一天，他們還會回來。
有時候，我會夢見日本國。我夢見我拜訪了孫中山，我看見他穿著西裝，生活頗精緻。我跟他交談，我說，中山先生，海外革命之要義，首推辦學！同盟會哪怕脫褲子、賣房子、吃糠菜，也要辦一所幹部學校。因為任何革命、運動、改良、政黨——一切之宗旨，皆賴於信奉這個共同宗旨的堅強幹部隊伍。只要有了這個幹部學校，大批力量就可以源源不斷，他們的忠誠和凝聚無可比擬。即便革命失敗，這個幹部學校依然可以為未來中國留下火種血脈。
我看見，孫中山似乎並沒有聽見我的聲音，他依然在那個朦朧暗淡的房子裡，與他的戰友們爭論時局、預見未來，不時發出開懷的笑聲，我還看見，作為秘書的漂亮的宋慶齡，走進來，輕輕放下一個盤子，裡邊是瓜子和水果。我甚至還看見她那崇敬的眼神，投向了一個注定要成為悲劇主角的中山先生。
驚醒在這樣的時刻，我披衣起床，北京的清晨已經來臨。我凝望著窗外的中國，正如每天所能做的——我沒有放棄這種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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