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亂世用重典”，是淵源久遠的中國傳統的治國之道。1949年以來一波又一波的”三反五反”、”反右”、”一打三反”、”以階級鬥爭為綱”等等，離不開這個舊式巢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每兩三年就來一輪的”收緊”、”嚴打”、”兩手硬”以至發生”六四”用坦克、機關槍鎮壓學生民眾的流血慘案等等，其實也離不開這個舊式巢臼。
最近，西班牙發生了自美國”911″事件以來最嚴重的”311″恐怖主義襲擊，首都馬德裏三個火車站發生的連環大爆炸，造成202人死亡，1500人受傷，引起舉國的憤怒騷動，成為西班牙歷史上後果最嚴重的一次爆炸性案件。時值西班牙的年度大選，各種”恐怖襲擊下一輪”的傳聞一時令得舉世人心惶惶。在一片風聲鶴唳率之中，國家的年度大選是否如期舉行？整個社會正常的程式性運作是否應該為此而改變？西班牙政府毅然決然決定：一切如常運作，大選按期舉行，一切依照法律程式列事，雖然提高安全措施，但並無對全國實行戒嚴、宵禁等”非常措施”，通過如常的選舉活動和政治運作，西班牙全國的形勢很快就在第一波的震動和騷動中安定下來，呈現出全國上下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富有凝聚性的穩定局面。
西班牙在”311″事件後如期舉行大選並順利選出下一屆政府，完成程式性的權力交替，提供了一個在現代社會中處在”非常狀態”下的國家，如何依法治國、維持穩定的成功範例。對於力圖在政治、經濟運作上與國際社會全面接軌、處在社會經濟、政治轉型期中的中國，是深有啟發作用的。所謂”亂世用重典”的傳統治國之道，是建基於”人治”基礎上的，無論”亂世”與”重典”的標准，都以統治者是”昏君”或”明君”的個人判斷而定，或因一時一事的情勢改變而定，國家的運作因此缺乏一個超越個人、黨派、政治集團的法律系統，作為具有恒久性的規範、制約與平衡，已有的法律、法規缺乏權威性和嚴肅性，所以朝令夕改、”一朝天子一朝臣”、法律的松嚴無據、修改憲法（包括黨章）像換衣服一樣頻繁等等現象，便年年重演幾乎無日無之。一切好像都是為了”國家團結、社會穩定”，缺乏反而令老百姓無所適從，使得國家的政經運作始終處在無法可依、無程式可循的不穩定狀態之中。
多年來廣受國內專家部門和國際社會詬病的”嚴打”運動是如此，因法律松嚴無據，多年來曾發生過許多荒謬絕倫的冤假錯案，比方，有人因為開家庭舞會被定罪為”流氓團夥”而槍斃，或在”嚴打”風頭上偷了一輛自行車，就被抓去”快審快判快決”判處死刑等等，聽來讓人匪夷所思，確是多年來於法無據的”嚴打”造成的真實後果。十五年前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更是如此。
最近，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人大會議上回答記者關於”六四”的提問時，雖然把過去的”六四暴亂”轉稱為”政治風波”，但仍然沒有擺脫”穩定壓倒一切”、”團結穩定比什麼都重要”的舊思路。所謂”某某思想壓倒一切”，和”亂世用重典”式的”嚴打”、”階級鬥爭為綱”，其實是處在同一個”革命黨”而不是”執政黨”的思路範疇，也就是說，為了領導人希望的”穩定”，國家大法、民主程序可以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可以置已有的法制、程式於不顧，所以自1989年”六四”以後，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和人權狀態始終處在停滯狀態，不但違反嚴重國際人權公約等國際規範，其實也違反本國的已有的法律和程式。因為，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不是老百姓無法可依的問題，而是執政者有法不依的問題。新聞、出版、言論、結社的自由，本來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早就明文規定了的，卻在現實中形同虛設。
今天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回歸憲法、回歸憲政與憲治的問題。換一句話說，首先不是”社會穩定”的問題，而是領導人心態的問題。不是”亂世用重典”，而是”亂世憑法典”；維護法律的權威性，維護人民法律權益的不受時事和人事的干擾，這才是一個國家和社會長期穩定、長治久安的保証，也是西班牙”311″事件以後如期舉行全國大選所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之一。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