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真誠二字在此的意義有兩層，第一層是整個故事包括細節的真實，第二層是作者用心的誠懇。
提筆寫書之前，我有兩個顧慮：第一是這本書能不能寫好，使讀者有興趣讀下去；第二個顧慮是我在監獄裏的狗熊表現，如何向讀者交待。
我有兩位中學同學，讀書成績平平，有時還有點笨頭笨腦，後來一個進了蘭州大學，一個進了成都科技大，畢業後搞尖端科學，參與了火箭上天的設計等。我這個有過居里夫人夢的勞改大學畢業生，已經與她倆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兩位同學，離校後，在聲樂方面都得到很好訓練。十多年後再相逢，我這個中學時代的「金嗓子 」，慚愧的不敢在她倆面前開口，歌唱水平已天差地別。由此可見，後天的培養與努力對一個人潛能的發揮多麽至關重要。
高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貼有兩排醒目大字「天才在於勤奮，聰明在於積累 」講出了成功的真諦。對此，我牢記於心，一生不敢張狂不敢懈怠。寫作也是一樣，能力高低，既有天賦的條件，更有後天的努力，天賦是火花，後天的努力是柴禾，沒有柴禾，火花轉瞬即逝。有了這種從小就紮根於心的認識，又有親眼所見的實例，加上十年勞改隊員當下來所具有的非同尋常的勤勞吃苦精神—我們唯一值得炫耀的成績，只要不記功利不考慮回報，一個勁堅持拾柴禾，火，總是會燃燒起來的。事實上，生活裏真實發生的故事比作家的想象力不知要豐富多少倍，她更能打動人心。我只需旁無它顧，付出，付出，付出我全部的努力。
第二個顧慮，才是我的最大心病。
說我是狗熊，取決於我選擇的參照。首先是我曾經期望自己怎樣，而實際上的我又是怎樣；再者是我與監獄裏的英雄們相比，我對自己很失望。
小時候，從少年兒童隊員宣誓時看的電影《趙一曼》開始，到後來的小說《卓亞和舒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等等，我吸取了不少英雄主義的思想，暗中起誓，將來一定要做個不怕死的英雄。可是，當生活提供了做英雄的絕好時機時，我卻是另外一種表現。手槍對準我的腦殼，我趕快舉起雙手；提到「西莊」審訊，本想只交待自己，嘴一張就竹筒倒豆子，抖了個完，把親人好友完全出賣—雖然蔣忠梅例外，那時審訊員要保她，一點不逼我。到了勞改隊，齊家貞就徹裏徹外是個馴服的好敵人了。儘管他們口口聲聲責駡我們是人民的敵人，自己也鸚鵡學舌地重復「我成了人民的敵人 」，可心裏一個敵人也沒有，向誰去當英雄？這一點，或許可以是我沒當成英雄的托辭，可我在獄吏面前不敢說一個「不 」字，勥都不敢勥一下的窩囊相，真的很狗熊。
再看看監獄裏的英雄。監獄裏當英雄，比戰場上當英雄更難，它靠的不是刹那間的衝鋒陷陣，不是完蛋就完蛋的一時衝動，常常是八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對真理的堅守，面對殘暴的精神壓力和加刑及槍斃的威脅所表現的大無畏精神。
男犯中隊裏，首數我的父親。他拒不認罪，在監獄裏完善完美了他自己—闖過了「威武不能屈」的第三關，全監聞名。貧下中農的兒子江開華，光榮的歷史不能阻擋他對真理的追求，滿身反骨，至死不屈；楊小鴛對毛澤東的每一首詩詞作反詩和之，加刑十二年，臉不變色心不跳；小蔣介石小赫魯曉夫林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馬列主義溜溜熟，公開與絕對正確的幹部辯論，差點刑滿不釋放….他們理智健全，是非分明，不向惡勢力低頭。我齊家貞不能相比。
女犯中隊的反革命熊興珍堅決不像毛澤東像低頭，牟光珍守滿寒窯十八年不肯再守，殘廢人劉伯祥以沒有喝酒哪里有醉（罪）頑抗，最後她們用生命完成了英雄的壯舉。三個人都在我組上，我只敢悄悄在心裏敬佩。
就連那些不識幾個字，不一定看過宣揚英雄主義電影小說的少年犯，也比我英雄。她們十二三歲進了少管所，之前在社會上遊蕩數年所習染的江湖義氣，在女犯中隊也光芒四射。有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胸部象兩個饅頭美麗地高高撐起的吳桂英，要她吐真情，要她檢舉人，鐵杠都撬不開她的嘴。那是一種很特別的英雄氣概。廖汝秀，爲了捍衛心中可貴的愛情，提著腳鐐鏈子走進全監大會場，那種藐視法律權威的勇氣，那副目空一切的傲慢神態，光彩照人，全場震驚。我齊家貞一輩子別想有一次這種精彩的表演。
本來，做英雄好漢談何容易，我齊家貞沒本事做到也就罷了。可是，爲何我也參與檢舉人，我也牆倒衆人推。爲什麽我不能是吳桂英，或者是一問三不知的「聾啞人 」。這一點我感到理虧心虛。最令我耿耿於懷的事是翻譯了歐文芳的信。一封錯別字連天、語法完全不通、無人能看懂的信，被我看懂了，譯出來了。我本可以天衣無縫地用我也不知所云搪塞上面，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要逞能，要用實際行動感謝隊長對我的信任。這封譯出來的信，很可能就是歐文芳後來被加刑的主要事實根據。這是在整人，我一直深感痛悔。
還有，隊長們，包括監獄長夏鈺欽都對我很好—當然是從上往下俯視的那種好，他們提前釋放了我，同時槍斃了熊興珍—一位善良無知到極點的賢妻良母反革命。
這些事情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叫我怎樣說的清！
想起印度已故總理尼赫魯在獄中寫成的《尼赫魯自傳》。他在前言中說，寫自己是最困難的事情，講自己的好話時，讀者聽起來刺耳，講自己的壞話時，自己又感到痛心。這是真話。但是，如果你能完全不顧及「刺耳 」與「痛心 」，好話壞話有啥講啥，真誠地攤開自己的紅心黑心，灰心良心，你不就把「最困難 」的事情變得最不困難了嗎？我齊家貞遺憾這輩子也沒有當成英雄，那就寫狗熊。寫一個真實的狗熊也比寫一個虛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一句話，齊家貞的歷史是自己寫的，你無權篡改你自己。
至於，有的讀者會指責批評我，那不正好嗎，我自己對自己很不滿意，爲什麽不允許別人對我不滿意？這個決定一下，我就輕鬆自如大筆流星地行筆走字了。
我從不擔心我會忘記自己家裏的事，但是我深恐自己會因歲月的流逝忘記我的同胞們。來澳後，我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卡片上，定期過目。有了名字，他們的故事就綱舉目張，活活潑潑跟在後面走來了。在寫作的過程中，有的人和事（比如男犯中隊發生的），我弄不清楚，就情願不提，有的事在記憶中印象不深，開始模糊，就乾脆捨去。定稿後，我曾經給居住在美國的一位名作家看過，他建議我把幾個犯人的故事綜合到一個人身上（我的身上），這樣會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我覺得，要我這樣做，好比腳朝天頭朝下用手走路，我沒有這種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只願意扮演我自己。這本書不是小説創作，她是講一個家庭和一批人的真實命運，我用我的真誠寫真實發生的故事。真誠至高無上。
想到包括我父親在內的勞改英雄們，想到我離自己的英雄理想相差有多逺，我無法不責備自己，否則，我的心永遠不得安寧。英雄已經死去，狗熊才活了下來。我這隻活下來的狗熊還幸運地出了國。在此，請容許我利用這個機會要求讀者們同我一起，向那些已經死去，活著，但是已經瘋掉，或者活著卻發不出活人聲音的我的同犯們致敬。
把他們的名字刻在歷史的石碑上，刻在我們的心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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