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中，堅持活下來比毅然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更堅韌的內心承受力。比如，在類似“奧斯維辛”的嚴酷中，一死了之是解除痛苦的捷徑，而堅強的個體會做出相反的選擇：不堅持到最後一刻就決不放棄，哪怕是借助於微茫的希望、卑微的幸福感和善意的謊言，內心深處的一點明亮和樂觀精神，就將把外在的物質漆黑撕開一道縫隙，使人在希望的激勵下，拿出活下去的勇氣。
在匈牙利著名作家、２００２年諾貝爾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萊（Ｋｅｒｔｅｓｚ Ｉｍｒｅ，１９２９——）筆下，生活於“奧斯維辛”的平凡小人物，而且是小人物中的弱者——少年，卻在向讀者講述著“集中營的幸福”，講述著在殘酷中尋找幸福的人性光輝。那是一種頑強的生存意志對幾乎是宿命般的悲劇命運的反抗，以一種罕見的生存勇氣戰勝死亡的威脅，以近乎黑色的幽默智慧調劑沒有微笑的生活，它所迸發出的內在明亮穿透了外在的黑暗。這種人性的明亮、勇氣和樂觀，這種智慧的幽默和平靜，不但挽救過身陷“死亡營”中的某些生命，而且在奧斯威辛之後，繼續挽救著變得更加孤獨、更加荒蕪的人性。
嚴酷的外在環境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內在勇氣和健康心態的匱乏！集中營中的少年居然能夠在“痛苦與痛苦的縫隙中尋找幸福”，類似於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在虛無中荒誕中尋找意義，在不值得活下去的環境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使生存困境變成對人的似神性的檢驗，並得到倫理意義上的合理解釋：在意志上拒絕被外在邪惡所強加的屈辱和死亡，就是在倫理上堅守對人性的尊嚴、善良和希望。
只有在希望中，某一時刻的絕望才不會變成自殺的毒藥，特定的苦難才不會把人變成喋喋不休的怨婦，才不會陷於“為什麼我如此倒楣？”的自我中心的深淵，才不會沉溺於“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歎中而無力自拔，才不會覺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筆還不完的債”，稍不如意就大發雷霆或哀聲歎氣，並將自身的冤恨、憤怒、悲觀、厭世、沉淪、頹廢等情緒轉嫁到外在環境和親人、朋友及其他人身上。只有哀怨而沒有希望，便無從在苦難中發現意義，無法將消極的苦難變成積極的生活動力並從中汲取人性的滋養。所謂生存的勇氣，唯有希望才能給予，正如十字架殉難的意義來自神聖之愛和希望。不理解希望也就不理解人的存在。
在此意義上，聖徒朋霍費爾的主動受難及其樂觀精神，與凱爾泰斯的作品及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所表現的逆境人生，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那是人性中似神的勇氣、乾淨和明亮，在極端嚴酷的考驗面前，倔強地展示著生命的高貴，永遠值得所有身處逆境的人們的深思和尊敬！
“死亡營”中的內心明亮，絕非文藝作品的虛構，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光輝本身。比如，死於納粹集中營的朋霍費爾所表現出的聖徒人格，正是來自堅守信仰的樂觀主義。
二戰時期，朋霍費爾為了分擔同胞的苦難，放棄了在美國的安全生活，他回到德國後，因反納粹而遭逮捕，被關進佛洛森堡集中營。獄中的朋霍費爾一直保持著“不讓未來落入惡棍之手”的樂觀精神。
從被關進集中營的那一刻起，朋霍費爾就清楚地意識到了死亡，但他始終沒有後悔當初決然回國。從他留下的《獄中書簡》看，他寫於獄中的每個字都不只是用來表達悲哀，更是表達樂觀的希望，其份量沉得比任何悲觀或絕望都豐富。在失去自由並隨時可能走向終結的苦難中，他始終平靜地對自己微笑，也在信中向家人傳遞著樂觀的信心。在勝利前夕的１９４５年４月９日，也就是在盟軍解放這座集中營的前一天，他被押赴刑場。在臨刑前，他向獄友告別時說：“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
朋霍費爾以生命的代價分擔了同胞的苦難，贏得了參加戰後重建的充分資格，他的行為本身和留下的《獄中書簡》，深深地影響了二戰後的西方，為德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留下了豐厚的人格及精神遺產：以面對災難和死亡的樂觀態度，成就了甘願上十字架的不朽亡靈，參與了人類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
我是在大連教養院時，還讀到集中營中的猶太孩子們寫下的詩。孩子們對苦難的感受決無成年人的低沉和絕望，更沒有存在主義式的複雜和灰暗，而只有簡單的句子和簡單的感受，卻因一種發自純真天性的明亮而令我銘心刻骨。孩子之詩的節奏在鐵窗內鳴響，炸開了封閉而灰暗的空間，讓我進入另類陽光下的遼闊，一點點童貞之光所照亮的是近乎無盡的黑暗，在黑暗中混混噩噩的生命隨之牟然驚醒，淚水倒流向心中，清洗著溢滿怨毒的身心，血液似乎由渾濁變得清澈。
所以，應對恐怖的最好辦法是戰勝內在恐懼，用振奮代替頹廢，用勇敢的挺立代替懦弱的顫抖和乞求，用誠實的面對代替背叛和說謊，用樂觀代替悲觀，用對未來的希望代替當下的絕望。
死於集中營的無辜死者留下的遺言，幾乎就是令所有倖存者無法承受的證詞，它們掘出記憶中的一座座墳墓，臨終的眼神透徹著最後的恐怖、最後的哭泣、最後的掙扎、最後的祈禱，而那最後的最最後的，是留給倖存者的希望。從灰燼從廢墟中挖出的記憶，尖銳得能刺穿骨頭，幾乎無法用肉眼去正視與閱讀。但是，留下這些證言的人確實具有決絕的勇氣，使大災難的倖存者們，得到賜福和提升。
在苦難中發現希望（意義），就是為生命的品質樹立起一個神聖價值參照，沒有神聖價值參照的生命只是一種深淵似的貧乏。形而上學的維度所無法證信的東西，必須從信仰的維度來加以證信，人的生命能夠從渴望神聖的信念及其踐行中，獲得存在的豐富性和高貴性。否則的話，歷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雖有延綿，但無意義，至多留下一堆物質垃圾。災難就是一種對生活的純粹否定，如果僅僅呼天搶地或悲歎哀求，雖情所難免卻毫無力量，被自我恐懼逼入作繭自縛，被顧影自憐腐蝕成變態自戀狂，至多引來幾聲廉價的同情。而抱有希望，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氣克服人的局限；幽默地面對，是以向死而生的超然蔑視邪惡，唯有樂觀的堅韌，才是以向死而生的信心戰勝無所皈依的絕望。在苦難深淵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靜與哈謝克式的幽默。
在苦難中保持尋找幸福的激情，絕非把苦難和死亡浪漫化為甜蜜的毒藥，而是在醫治無限制地放大災難所帶來的時代悒鬱症以及個人心理疾患。我以為，無限制地誇大自己的苦難是反面自戀，甚至比誇大幸福的正面自戀更愚蠢更輕浮，更容易使倖存者滑向沉淪絕望和玩世不恭：我經歷過苦難我怕誰！沉溺於反面自戀中的人，會把個人困難當作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正如無限制地誇大個人幸福，就是把自己當作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樣），進而把苦難當作向生活討債的資本，把自己當作理直氣壯的精神高利貸，似乎這個世界中的每個人都對不起我，欠我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巨額債務。
苦難中的幸福和危險中的從容是無法偽裝的，在直面苦難的同時，堅守對明天的希望，絕非廉價的自欺欺人的樂觀主義，而是一種積極的悲觀主義。換言之，它不是縱欲主義者的沉溺於世俗享樂，也不是禁欲主義者的企求永生，更不是出世主義的逃避現實，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劇性，非但不逃避，反而在正視人世的殘酷、血腥、荒謬、無意義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失望中保持希望，即便一次次失望，也決不放棄尋找希望，起碼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生是荒謬的，人是要死的，未來是不可知的，虛無是籠罩於人類頭頂的不散的烏雲。儘管如此，生而自由的人都命定了無權逃避，只能別無選擇地投入和盡力戰勝悲劇。不要企求會出現終極的奇跡，沒有目標而只有過程。徒勞也好，失望也罷，希望之出現就在於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一次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的自我創造。因而，在積極的悲觀主義者看來，正因為不可知，生命才渴望求知；正因為終要死亡，才該珍視生命的完成；正因為人生荒謬，才追問生存的終極意義；正因為存在的無根基，才尋找價值的依據；正因為投入對悲劇宿命的抗爭，生命才有動力。換言之，正因為這種悲愴的投入，哪怕是充滿掙扎的投入，才使人的生命充滿不息的活力和似神的光輝。即便悲劇是生命難以擺脫的宿命，人也決不能無抗爭地屈服。正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所表現的：人是可以被打敗的，但人永遠不會被征服！
面對困難的內在明亮，首先是愛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絕對的愛和不滅的希望，無條件地構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義的必須條件或前提。
2005年1月13日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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