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安娜：對不起，我打斷您一下，現在我們有兩位大陸的觀眾打進來，很不容易的，所以先接他們的電話，一位是廣州的陳先生，陳先生您先請講。
陳先生：我們在中國生活了那麼長時間，都知道共產黨這一套是怎樣的，我們很清楚，也很氣憤，但是沒辦法！以前在國民黨時期，搞什麼建立憲政民主國家，但當它掌握政權時，就用槍桿子裡出政權，變成無產階級專政。槍桿子出政權！那我們人民怎樣去維持我們的權利？
安娜：好，謝謝陳先生。不知道您一開始是不是聽到我們評論員的評論，其中高律師還有其他評論員都提到：就退出中國共產黨，讓所有的人都覺悟起來，這樣的話，就可以真正改變中國人自己的命運。那我們再接下一位大陸的觀眾朋友江棋生(音)先生，那洛杉磯的戴先生和李先生請您稍候一下，馬上會接您的。下面請接江棋生(音)先生。江先生，您好！
江先生：我是剛剛上線，剛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台灣跟大陸兩岸關係的問題，我想提出這麼一個看法：因為大陸現在的確是希望通過經貿方面的聯繫，來主導兩岸的態勢，那麼我想給馬英九先生一個建議，因為我覺得馬英九是比較有政治智慧的。
有關兩岸『三通』，現在強調的是通商、通郵、通航，我認為這是「物質三通」。我想給台灣的人民、台灣的政治人物提出一個建議，大家可以向大陸提出一個「信息三通」：第一是通電視；第二是通報刊；第三是通網絡。
通電視最起碼允許對立的新聞頻道落地；通報刊最起碼應該允許雙方各指定一份報紙或一家雜誌；通網絡雙方最起碼要互不評定對方的一個新聞網站。
我想這個「信息三通」，對於堅持一黨專政的大陸政權來說，他們是很不願意接受的；但是必須拿這個來出仕，必須拿這個來將軍，必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不能光是「物質三通」，「信息三通」更容易、更省事、負面更少，為什麼你們拒絕呢？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呢？對不對？
剛才我聽到一個貴賓的談話，我很贊同他的意見，因為民主在台灣的承續，的確有賴於民主在大陸的成功；民主在台灣的確保，也有賴於民主在大陸的勝利。
如果大陸對維權的農民還要開槍，民主在台灣恐怕也難以確保。我們應該共同來促成結束大陸這一黨專政，讓大陸能夠實現民主憲政！我現在要說的就是這些。
安娜：好，謝謝江先生。那不知道洛杉磯的戴先生和李先生是不是還在線上，對不起，他們可能已經都掉線了，很抱歉希望你們再打電話過來。因為從大陸打電話過來非常的困難，所以我們就給他們一些優先。
那可不可以請陳破空先生對剛剛廣州陳先生所說的，就是在中國大陸生活了這麼長時間，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樣，很氣憤但是又沒有辦法。
陳破空：我想陳先生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中國人民恐怕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了。剛才講到汕尾的民眾下跪，我不想用奴性來形容這些民眾，我只想用可悲和多麼善良來形容他們。
他們用盡了所有的方式，上書、上訪、法律、相信了上層等等這些方式，什麼清官論等等，都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事實上我們非常清楚，任何一個國家發生任何一個血案，直至最高政府都要直接負責，最高政府內部必須做出追究。
可是在中國，往往推諉於下級政府，這次甚至推諉於地方上的公安局副局長就算了事，甚至把村民又打成暴徒。我經常看到一些報導、一些媒體，特別是一些親共媒體，動不動就說什麼胡、溫震怒、高層很震怒、中共高層很震驚等等。
根本沒有這些事情，他們從來不震怒，從來不震驚，他們已經司空見慣了。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他們要做的就是怎麼去應付而已，應付不了把黑社會搬出來都能夠應付。
陳先生的心情我們非常理解，我也聽到很多人在談論暴力革命，我想最後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暴力革命也是他們的一個權利，是天賦人權的一部份，也是不能加以拒絕的一部份。
安娜：那王軍濤先生您怎麼看呢？
王軍濤：即使像鄧小平這樣的大劊子手，他也無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生存下去，只是他想對老百姓好一點，能夠以這個統治，是不是殺人殺的文明一點，讓人少死點，這樣統治可以長久一點，這樣的都不能容忍。
所以這是一個制度問題，在這個制度中，好人他要不然就不能存活，要不然就得變壞。這我想起來在去年的時候報紙，中國的報紙上報過一個消息，當時有一個大貪官，被殺之前他對《新華社》記者說了心裏話。
他說他剛上台的時候，他到基層去轉的時候，他看到一個老百姓當然這麼苦，他下了車給他二千塊錢，自己偷偷掉淚，但後來幾年後這個人成為一個巨貪，後來被槍斃，但實際上我們從中間看到，就是中國的制度下，好人也會變成壞人。
安娜：您說到這我想起來，朱鎔基當時在做總理的時候，他有一番的豪言壯語，就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刀山火海他都要去闖一下，而且要給自己留一口棺材，到後來也是無疾而終了。
我們再接下一位觀眾朋友電話，下一位是曼哈頓的張先生，張先生請講。
張先生：您好，主持人，我是這樣認為，太石村的鎮壓事件和汕尾的血案，這不光光是地方的問題，也不是基層上的問題，這應該是整個體制的問題，如果說沒有中央的撐腰，沒有胡錦濤的命令，他們應該是不敢開槍的。就好像「六四」事件那樣，如果說鄧小平沒有那個命令，軍隊是不能夠不會開槍的，我就是這樣認為。
安娜：謝謝張先生，對這位張先生的說法，您們怎麼想？
王軍濤：我記得在二年前我碰到許家屯先生當時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了，他是中國駐香港新華社分社社長，是主持整個的香港事務的，他也做過江蘇省革委會主任，做過江蘇省相當於省長的職務，一直在省級當了二十多年。
我就問他當時胡錦濤在西藏拉薩那個事情到底能起個什麼作用？他說：「我告訴你，他就是一個政府大員，他調一個連的兵都調不動，這個東西一定要中央軍委批准才行，一定是中央軍委要佈置，中國涉及到運作軍隊的時候，那些地方官員絶對是没有權力的，一定是軍隊它自己有個系統，在調動、調兵遣將。」
所以說，陳希同當時在北京想搞戒嚴，再三向中央打報告，後來有人說陳希同謊報軍情，實際上他當時就是政治局委員，是北京市委書記，他也調不了一兵一卒，北京衛戌區的部隊他都調不了。
所以確實如剛才這位曼哈頓這位先生所說，其實在汕尾如果出動坦克，武警是沒有坦克，如果出動了坦克，這個事情一定是中央軍委，軍隊至少在軍區裏有人參與了運作，這件事僅僅拿一個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地方一個副局長那是沒辦法交待的。
安娜：即使交待可能又是找個替罪羊是吧？這件事情如果在美國的話它是很難發生的。第一，我們知道美國不單是有一個執政黨還有在野黨，第二，美國三權分立，比如說布什今天對某個事情，要出兵了、把坦克開出去或者要開槍，他一個人說的話都是不算數的是吧？你能不能介紹一下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甚麼樣？而在中國為甚麼它就能夠發生？
陳破空：這樣的事情，剛才說到殺人有一個說法，死的少一點的，怎麼怎麼樣，殺一個人是殺，殺一百個人也是殺，如果某一個人犯了殺人罪的話，他殺了一百個人，如果這個國家和地區有死刑的話，殺了一百個人和殺一個人他都要去服死刑，這個不存在有數量上的差別。
我想在美國我們舉美國、台灣、香港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事情會翻天了、會炸了鍋了，這個整個政權會崩塌了，這個政權是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一定會被推翻而且受到審判，而且有一些政治人物也會知恥者近乎勇，主動辭職以接受司法調查。
我們知道在台灣前幾年有一個「八掌溪事件」由於一個山洪爆發導致四個工人被淹死，社會責備救援不力，因為這個社會有新聞獨立，有在野黨監督，有民眾自由的聲音，台灣從上到下都有官員受到懲罰，行政院副院長引咎辭職，我想這樣的事情在民主國家司空見慣。
看到美國的一個州長或者一個政府，出現了任何一個那怕丁點醜聞，那怕是同性戀的醜聞，都先引咎辭職，再來就是司法調查，然後再去解決別的事情，所以說在中國為什麼這樣的事情不會這樣呢？
中國因為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是完全被一個黨統治下來的，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和立法獨立後互相監督、互相制衡，民眾也沒有發出自由聲音的言論，接著這個言論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越是這樣的國家，好像發生這樣的事情，越應該，越自然越無所謂。
就成為大家覺得寄望高層，還是寄望於慢慢來、慢慢等，越是不能批評的政府，大家好像還是越是寬容，反過來台灣、和美國這樣越是能夠批評的政府，大家對他越是挑剔，不光是國內這樣，國際上也是這樣，所以這是一個怪現象，這本身就說明中國的落後，中國跟整個文明世界的差距有多麼巨大。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12/23/2005 10:49: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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