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莉藜:「保先」的悖論

楊莉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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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3日訊】文革期間有一幅隨處可見的圖畫——馬恩列斯一溜兒有頭沒身子的大鬍子之後,站著個金正日般體態肥碩的毛澤東,下面寫著“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 畫如今已經不常見到,但是挖空心思要把自己擺在這一溜大鬍子之後的遺風依然在中共高層綿延不絕。鄧小平理論之後是“三個代表”,“三個代表”之後是時下的 “保持先進性”——仿佛不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刻下自己的印記,這黨魁就白當了一次似的。

“三個代表”歸根結蒂是一種痞子理論,既沒個明確的時體(過去時?將來時?完成體?進行體?),也沒個合適的情態(陳述?可能?意願?),蠻橫地說“始終代表”,讓人咋看咋懷疑中共打家劫舍,在人家的小姐少奶的牙床上隨便地翻滾就是代表了先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八億人民八個戲的時候就是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餓死三千萬,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時候也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難怪這個所謂的理論剛一出籠就讓街頭的青皮阿三和鄉間的村霸地痞看出了門道,欺男霸女,擄掠錢財碰上反抗時,就厚了臉皮說:“老子是三個代表……!”聽起來比《沙家浜》裏的“老子是忠義救國軍……別說搶包袱,還要搶人呢!” 振振有詞多了。

“保持先進性”雖然乍一看沒有“三個代表”那麽蠻不講理,但稍加分析也不難看出這楚楚衣冠下的理論跛腳。

預設與立論悖論 “保先”的第一個悖論就在於該立論建立在“共產黨是先進的”這樣一個未經論證的預設之上。然而,這個預設除了中共自個兒會同意外,沒有幾個有頭腦的中國人會去應聲附和。從在中華民國之內建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消極抗日,積極內戰,到建立獨裁專制,到以千千萬萬人的生命為代價來維護專制……任你裏外搜尋,上下耙梳,也很難在中共的歷史上找到幾件說得上是先進的事情來。

歷史不堪回首,現實更是難以入目。不說遠的,就拿中國和周邊國家相比,即使去掉日本、印度、南韓這些民主國家,中共政治的腐朽性依然讓人掩鼻不及。當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被中共罵作“素質太低”,無法實行民主時,飽經戰亂的阿富汗人早已有了民選政府。當胡錦濤言之鑿鑿地訓令全國,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時,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總統卻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承諾要軍政分開,實行軍隊國家化。統治緬甸達40多年的軍政府雖然臭名昭著,但畢竟允許以昂山素季為代表的反對派的存在,甚至承諾要與反對派談判,修改憲法,進行民主選舉。而在中國,反對派從毛時代的“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到後毛時代的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投入大牢,或逐出國門,從來不曾有過任何合法存在的地位……事實表明,所謂的“先進性”這一預設完全是無中生有,因此與這一預設密切相關的立論自然無法站住腳。

過去,青燈孤影,玉執冰持之烈女可贊曰“守節”,倘是花街柳巷之煙塵女子中途改弦更張,只能叫“從良”。中共真地要改邪歸正,從善如流,還是老老實實地叫“學先”(從先?習先?),而不能名實不侔地妄稱“保先”。這絕不僅僅是個名稱的問題。倘若叫做“學先”,中共也許還能認識到自己的落後,把眼光投向那些政治文明國家。而胡亂叫做“保先”,便保不准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始終”是這個那個的“代表”。更恐怖的是自己把自己捆死在了那排大鬍子,特別是後來也湊了上了份兒的毛澤東、鄧小平的身上,膜拜屠夫,師法獨裁, “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遲早要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笑柄。

目的與方法悖論 即便退一萬步說,中共真地以為自己始終先進,只是現在由於一些說不出口的原因感覺先進得不夠,冥冥中有禮崩樂壞之虞,因此發誓想保住先進性,那麽胡錦濤能開出一服什麽樣的靈丹妙藥呢?折騰了幾個月的“保先”,我們看到的是學習、開會、述職、評議之類的老套,不外乎延安整風以降的歷次政治運動的故伎重演。以這樣的手段去達到“保先”的目的,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實踐上都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

毛時代的政治運動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他自己的目的,關鍵在於毛澤東一向無法無天,政治洗腦和恐怖手段雙管齊下,不惜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消滅異己。面對暴力,所謂“威武不能屈”者畢竟少之又少,大多數人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進而成為在精神上被共了産的軀殼。而胡錦濤眼下的中國畢竟經過了二十多年半遮半掩的對外開放,畢竟有依法治國的幌子挂在那裏給人看,因此史達林、毛澤東式的法西斯手段已經很難再大張旗鼓地運用。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群體貪腐,全盤異化,使胡錦濤即便要刮骨療毒,也找不到一根沒有徹底腐爛的骨頭,剜肉補瘡也沒有一塊肌體健全的肌肉,更何況共產黨高層根本沒有要強勢懲治(即便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自己黨徒的意願。

談到目下的 “保先”運動,一位網路作家不無詼諧地問:“沒有冰箱如何保鮮?”這個問題切中了另外一個致命要害,那就是在現有的制度下無法形成促使中共“先進”的環境。中共把自己淩駕於人民之上,以種種藉口拒絕給民衆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權。既沒有權力制約,又沒有輿論監督,自上而下是以穩定為藉口的一片死寂,由著共產黨的性子在那裏獨唱獨舞,唱得是否入耳?舞得是否悅目?不允許人民批評,人民也早已失去了批評的興致。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絕對的腐敗絕對無法在絕對的權力下得到治理——中共怎麽有可能逃出這個社會運作的鐵律?

怯於法度,困於黨私,觳觫于民主人權,所謂的“保先”終究免不了成為一場唇舌功夫。忙忙碌碌中的共產黨似乎真地成了一種邪教,對現實視而不見,妄想靠著面壁內省,或是叨念些“唵嘛呢叭咪哞”一般的政治教條就可以大增內力,從而在國際大舞臺上飛簷走壁,刀槍不入。那情景如果不叫做自欺欺人,很難找到另外一個更加恰如其分的名字。

黨派利益與國家利益悖論 在一個民主國家,人民通過民主程序把管理國家的權力交給某一個執政黨或個人,但同時人民又保持著監督執政者的種種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的團體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絕對高於政黨利益和個人利益。一個執政黨管理國家的能力是該政黨是否先進的最好說明,花言巧語的狡辯和天花亂墜的粉飾,在人民的選票前往往一文不值。

在中共看來,所謂先進性就是“始終”要做這個那個的“代表”,這個那個的“先鋒隊”,要“增強執政能力”,要“執政為民”……這種陳腐的思維透露出的資訊是,中共依然抱著“家天下”的教條,天花亂墜地講了一百圈,就是不要放棄一黨專政,就是不要還政於民。由於中共堅持把一黨獨裁,我主民仆作為自己先進性的體現,它的團體利益就勢必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造成無法妥協的悖論——中共越先進,就意味著中國越落後;中共越強盛,就意味著中國越虛弱。如果中共真地像它自己希望的那樣來個紅色江山萬代傳,中國就將永失人身,萬劫不復,“千佛出世,莫能救度”。比較中共爭民意,奪政權時的花言巧語、假意逢迎和執政後的窮兇極惡,我們相信這一推論決不是危言聳聽。

作者為本刊評論員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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