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雖然中共一向有戕害斯文，荼毒風化，敗壞道德的不良記錄，近幾年來卻明裏暗裏對中國文化做出了親熱的姿態。“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嘔啞嘲哳剛剛隨著作俑者的下臺漸漸稀落，“捍衛文化安全”的呼號便又如一川蛙鳴，三山鴉噪般熱鬧起來。李長春、孫家正、劉玉珠這些操控意識形態的頂級人物，又是發指示，又是寫文章，刻意營造出一種烽火四起，兵臨城下的文化遭遇慘狀。
中共的輿論造勢往往頗多詭秘詐儇，透過燭天的狼煙與迷霧，動地的佯攻詐誘，看出其真實意圖，實在是關心中國文化發展，關心中國政治走向，乃至關心中國人生存狀況的人們，不能不做的事。
此文化非彼文化
中共的文化部文化市場司司長劉玉珠，在最近一期的《求是》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積極應對網路時代的挑戰》的文章。文章說：“利用互聯網實施的‘文化侵略’是極其危險的，危及民族文化的獨立與自存，甚至有可能動搖民族、國家的根基。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積極的準備，必須慨然擔當起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確保我國文化安全。”乍一看，中共所關注的“文化安全”中的“文化”指的就是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文化”，讓那些對中國文化滿含依戀之情的人忍不住眼睛一亮。然而稍加分析，中共所謂的文化，決非一般人認同的孔孟之道、老莊之學、唐宋之風等等構成的中國文化，而是被中國閹割、肢解、毒化之後的文化糟粕點綴之下的黨文化。
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他們從來沒有吝惜過中國的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相對于中國的優秀文化來說，共產主義那套理論基本上屬於誘發病變的文化異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講究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中庸之道，過猶不及，講究事物間的陰陽互根，相克相生，而籍以向人類文明發難的《共產黨宣言》，則通篇湧動著一種極端思潮。當中共的舶來文化和中國的文化糟粕，如，勾心鬥角，玩弄權術的宮廷文化、酒池肉山的淫樂文化、存天理，滅人欲的反人性文化，以及幫派文化、江湖文化等結合在一起，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時，中共時時感到來自中國優秀文化的威脅。以文化革命為代表的一次次政治運動，無不直接間接地對中國優秀文化大肆斧斫閹割。中共的所思所言所行也極難看到中國優秀文化的影子，比如，孔子宣導“泛愛眾，而親仁”的道德觀念，而中共則以血腥暴力為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法寶；孟子講究“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共則戰天鬥地，亂采濫伐，為一時的經濟利益不惜犧牲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生態資源；《孫子》說戰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上兵伐謀，而中共則以武力威脅為戰略原則，塗炭生靈為戰爭倫理。《禮記》講到理想的家庭是“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而中共則把階級界限橫插在家庭關係裏，講的是父子疑，兄弟仇，夫婦離……這樣一個長期作踐中國優秀文化的政黨突然提出要捍衛中國文化，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
劉玉珠的文章雖然沒有把所謂的“中國文化”的內涵外延說透，但近期一些党國學者的文章卻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出版科學》刊登的一篇文章說：“所謂文化安全，就是我們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所願意選擇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會因為外來的衝擊而動搖其文化根基，或者說在外來的衝擊面前能夠保持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增強生機與活力。”《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刊登的一篇文章則說：“全球化凸現了國家文化利益的戰略地位，也加劇了其間的矛盾。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和中國民族文化健康發展面臨美國文化擴張和文化霸權的嚴峻挑戰。”這兩篇文章把中國的民族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並列起來，看成是他們要捍衛的文化安全，以民族文化包裝党文化的用心不打自招。換句話說，中共所憂心忡忡的並不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安危，而是專制的意識形態和落後的社會制度是否能在洪流滾滾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中存在下來。
文化號角下的政治肉搏
如上所述，所謂中國文化安危不過是中共政權安危的煙幕，因此所謂捍衛文化的戰鬥也不過是文化號角下的政治肉搏。耐人尋味的是，中共為什麼扯出了自己並不喜歡，甚至很有點敵視的中國文化來為自己做包裝。我們認為，最為顯著的理由不外乎以下五種：
第一、為打擊思想異己尋找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長期以來中共一方面矢口否認中國有政治犯存在，另一方面卻接連不斷地以“反革命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等名目把因言獲罪者送入監獄，如此出爾反爾，虛偽狡詐，早已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厭惡。在資訊日益發達的今天，再企圖以這種伎倆騙過國內外輿論越來越困難。胡錦濤當局當然也想改變這種野蠻、偽善的國際形象。他曾經在秘密講話中強調，鎮壓反對派不要“授人以柄”，說白了，不過是一方面要加強保密，另一方面要變換名目。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不少被中共鎮壓的異議人士罪名竟然是破壞中國文化安全。
第二、營造危機氣氛，轉移社會矛盾。中共喉舌竭力營造出一種中國文化“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氛圍。劉玉珠的文章說：“這種利用互聯網實施的‘文化侵略’是極其危險的，危及民族文化的獨立與自存，甚至有可能動搖民族、國家的根基。” 去年底，新華社的一篇文章則說，“西方敵對勢力把互聯網作為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要管道。國內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遙相呼應，借助網站論壇、聊天室、虛擬社區、新聞跟帖等多種方式，兜售錯誤思想觀點，傳播腐朽落後文化，對人們的思想產生著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嚴重損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威脅中國文化安全。”中共曾經趁民族危機亂中奪權，現在面對著日益激烈的社會矛盾，又想故伎重演，在國際上樹立一個文化敵人，以消解逐漸覺醒的民間力量的壓力，使自己無羞無愧地坐在文化救主的寶座上。這個文化敵人是誰？劉玉珠的文章說得很明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向我國巨量傾銷帶有其政治模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各類資訊，以反對和消解社會主義價值觀。尤其是所謂宗教文化、色情暴力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受眾的感受和價值判斷。”
第三、以民族文化繼續燃旺民族主義的野火。六四之後，心力衰竭的中共不惜飲鴆止渴，以煽動民族主義的野火為自己強心。江澤民把這個把戲玩到了極致，胡錦濤則新翻楊柳枝，以捍衛民族文化之名，行煽動民族主義之實。毋庸置疑，歷史發展到今天， “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紅色江山變色”、“千百萬人頭落地”之類的陳詞濫調的搞笑效果要遠遠超過其教化效果。但是一旦以“中國文化”代替了“中共政權”，給這個殘暴的專政機器紮上了一根文化的紅綢，就會對一些鍾情于中國文化的人起到更大的蠱惑作用。
第四、建立以文化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中共目前所受到的壓力不止來自于海內外民主派，左派、新左派、新保守主義、新儒家等等，都與中共的現行意識形態有一定的衝突。而諸如此類的這些派別中，認同中國文化的大有人在。中國試圖在這些思想派別中尋找一種可以交流的平臺，進而把這些人拉攏到自己身邊，從認同中國文化變為認同自稱是中國先進文化代表的中共政權。無獨有偶，近來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某些學者也在談什麼保衛文化安全的問題，中共的文化統一戰線會不會因此拉到國際上去，來共同對付他們所謂的美國文化霸權主義，這實在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情。
第五、搞亂理論，混淆視聽。中共理論家們一個慣用的強詞奪理手法，就是拒絕和對方在同一個層次上談問題。比如，民主的概念主要是指一國之內的公民權利，中共卻跳到國際問題層面，大談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反恐鬥爭本來事出有因，指的是文明世界和反人類、反文明的恐怖組織之間的鬥爭，中共卻聲稱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暗示美國在一些國際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自胡耀邦時代開始的改革贏得了西方世界的關注和支持，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和與中國的科技交流、商貿往來，確實寄託了中共對內推進民主，對外減少軍事威脅的希望。這本是政治制度層面上的互動和推進，而中共卻跳到文化層面，叫嚷人家侵略了他的文化。透過這種混淆視聽，胡攪蠻纏的理論纏鬥，我們不難看出中共根本沒有推進政治改革的誠意。
中國文化的危險在哪里？
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創造了被征服者征服征服者的人類文明奇跡，近一個世紀來又在舶來的共產主義文化的踐踏和荼毒中頑強存活下來。由此觀之，中國文化有著很強的生命力，不可能在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丟盔棄甲。當然，要丟棄的東西也是會有的，大浪淘沙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丟棄了文化糟粕，中國文化會更健康向上。
那麼中國文化的真正危險在哪里？答案很簡單，不在 “外鬼”而在“家賊”，雖然這個“家賊”原本也是“外鬼”。中國歷史上雖然屢次遭到異族入侵，中國文化也飽經蹂躪，但是中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所受的傷害，沒有哪一次能和中共統治下的半個世紀相比。更為可怕的是，這個異質文化螞蟥般地侵入了中國文化的肌體，由寄生物演變為宿主，正在不斷擴大著中國文化的病灶，改變著中國文化的品質。
想當年，美英聯軍調兵遣將，迫使薩達姆下臺時，老薩斬釘截鐵地說：“我要和我的人民共存亡！”這樣的話也許他自己聽著很有點“力拔山兮氣蓋世”，卻聽得世界上不少人毛骨悚然，很為伊拉克人民捏一把汗——一個暴君要和他的人民共存亡，那是一種多麼可怕而絕望的情景！
今天的中共政權就很有點薩達姆當年的模樣，只是把“和我的人民共存亡”，改成了“和中國文化共存亡”罷了。把中國文化捆綁上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倒行逆施的戰車，中國人如不及早動手認真做些剝離的工作，中國文化可真是危哉險矣！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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