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
長春淪陷
_________
依照撤退命令，預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時，開始突圍，但十七日清晨，六十軍卻開始叛變。而且是一個計劃十分週密的叛變。曾澤生首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先扣押了反對叛變的徐參謀長和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和李的兩個團長。
在叛亂的當時，曾澤生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鄭洞國，說明叛亂的理由，等鄭洞國向他搖電話時，電話已經切斷了！鄭派兵團司令部的參謀長楊友梅訪曾時，曾則閉門不見。
六十軍叛變後，新七軍和六十軍，劃大經路為界，六十軍在大經路以東地區，新七軍在大經路以西地區，互相警戒。中間則佈滿鐵絲網和拒馬。六十軍的砲口，則對準新七軍的司令部。
當時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正在患傷寒病，由副軍長史說代行職務，史說是原先新一軍的參謀長，他平時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所以新七軍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鄭洞國召集新七軍的團長，舉行緊急會議，說明匪軍情況和六十軍叛變的情形，然後徵詢「打不打」的意見。但在夜裡他仍下達突圍命令。然而那個命令，卻沒有發生效力。原因是新七軍所屬的六十一師第一團團長李卓彧和第二團團長姚鳳翔，已經和匪方談判「槍繳械，人回家」的條件，不想再突圍了！
十月十八日拂曉時分，叛變的六十軍和共匪部隊換防，共匪開始入城。這時李卓彧和姚鳳翔的投降計劃，也為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所接受。於是新七軍也派了五個代表，由政工處長楊天挺率領，打著白旗，向匪軍請降。
鄭洞國自殺前後
______________
鄭洞國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銀行，陪伴他的僅是三百人的特務營。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準備自殺，當時他向中央拍了一通電報說：「曾部叛變，李部覆滅，洞國何為，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
據鄭洞國的側近後來告訴筆者說：鄭國洞在十九日曾計劃自殺，同時並與國防部派去的李蕭兩位視察官一道自殺。他們在辦公室中，並每人寫好一封遺書，各持左輪手槍一支。鄭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腳踢開，然後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幾分鐘後，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復鎮靜。在鄰室的李蕭兩視察官，見鄭未履行協議，也就繼續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團的參謀處長郭修甲舉著，從地下室爬出來，向共匪請降。但這時卻有一位無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鄭洞國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衝鋒槍，爬到中央銀行的樓頂，向包圍央行的匪軍掃射，最後是他自己中彈殉職。從那時開始，長春淪陷了。
長春淪陷後，在瀋陽所得到的消息，是鄭洞國將軍殉職，李鴻將軍被俘，長春的守軍沒有像四平街一樣，發生巷戰。事後證實，部分是確實的，部分卻是以訛傳訛。不過鄭洞國發給中央的電報，「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一語，卻成為當時各報的大字標題。
隨軍進入遼陽
____________
在長春失守前三個月，國軍五十二軍劉玉章的部隊，曾經收復遼陽。那是在當時一切情勢逆轉下，國軍的一次勝利，但也是在東北迴光返照的一次勝利。不過在當時我們卻沒有迴光返照的感覺，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
國軍收復遼陽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軍隊收復遼陽的廿四小時後，筆者隨同記者團和國軍的後續部隊，進入遼陽。第二天就坐軍車，回到瀋陽。回來後並寫了一篇特寫「再看遼陽」，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報」上。
我自瀋陽逃難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出，僅逃出一條性命。到臺灣後，卻有一位過去在長春青年訓導班讀書的學生，把我寫的「再看遼陽」的剪報寄給我。那是我手邊僅存的過去寫的一篇稿子。每當我讀它時，都不禁熱淚盈眶。回憶過去的年華，過去的遭遇，像似一場夢和一縷青烟。下面便是我當年所寫「再看遼陽」的原文。
遼陽在變
________
遼陽收復的二十四小時後，記者團的車子，便開進縣城，第一個接受記者訪問的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昨天和今天，便換了兩個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場夢。」接著他呆呆的望著我，不再講下去，眼睛裡像似有淚，但流不出來。
遼陽的市民，確是變了，他們像作夢似的，就換了一個天下。因為昨天和今天，他們完全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變了，事情變了，連人們的臉，也都變了！
在這一變又一變中，記者感到無限沉痛。因為記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遼陽時，看到的笑臉與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齊的街道，和完整的樓房，現在也都變得凹凸不平，彈痕累累，如今遼陽的人民，在徬徨、在迷惘，像是新從牢獄裡放出來的囚徒。在打算著未來的生活。
這個方圓十里的小城，雖然已經收復了二十多個小時，然而仍然死氣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跡象。街上的幾輛三輪車、空著車子，兜來兜去，商店雖然已經開了門，但沒有買主，街上走著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沒精打采，若不是有幾輛吉普車，風馳電掣的跑過去，我們真會感到這是一所沒落了的大院落。
遼陽的晚上，一入黃昏，便宣佈戒嚴，一輪明月，從雲層裡鑽出來，照在這寂靜在古城上，遠處再傳來幾聲炮響，使人感到這是一座荒涼的戰場。
今日的遼陽，像似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舊的放風箏人撒了手，新的放風箏人，還沒有牽著引線，只有任著它在半空中，飄搖不定。講經濟，匪幣已經失去效用，我們的流通券還沒有運來，交易已經失去媒介。論行政，縣府剛剛貼上一張白紙條，正為開會忙。一切顯得雜亂無章。
浩劫五月
________
共匪從三十六年的舊曆臘月廿七日，攻入遼陽，已經佔據這個小城五個多月，人們在恐怖中沒有平安的過一個舊曆年，共匪帶給遼陽的是恐怖與饑餓，因為他們入城後，就開始搜括糧食，然後再施行配給，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學生說：他的爸爸，在臘月廿七日那天，遼陽防守戰中，中流彈死去，於是他失去念書的權利，他眼睜睜的看著共匪一車一車的拉走城裡的糧食，他和他的母親也就從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夢中他常常夢到他父親告訴他死得很屈。他又說：他的同學，進了共黨學校念書的，近半年來，除了唱共黨編的歌曲外，也沒唸到書。唸到的僅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毛澤東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先生也告訴記者，遼陽被共黨禍害完了，在這裡沒有了往日的文化氣息，也找不到過往的繁榮，共匪留給遼陽的是富人窮了，窮人更窮了。一位中學教師告訴我說：共匪統治遼陽五個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懷柔，因為遼陽城外，已經清算鬪爭，而城內則仍然沒有開始動作。
在遼陽城，記者團曾參觀了魁星樓，高麗門，車站，水泥廠，麻袋工廠，魁星樓的頂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廠的房屋內，看到了許多槍孔和彈痕，那些都是兩次防攻戰，所遺留的痕跡。在城牆下面，我們在一片瓦礫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殘酷的「人海戰術」。
一般說來，遼陽的市民，對共匪都無好感，他們痛恨共匪的極權統治，但對我們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歡迎。這件事由於記者團想找一家飯館進餐時，在身後便聽到有人說：「他們又來接收了，又來吃飯館來了」，這種淡淡的諷刺，值得我們的接收人員深思與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極權統治和恐怖，而痛惡的則是我們自己的腐化與貪污。再加上無能。但老百姓對恐怖的統治者共匪，要滿臉陪笑，對腐化的官員們，也要滿臉陪笑。誰來了便請誰升堂入室。一個市民說：共匪雖然充滿罪惡，但他們有統治力量，政府雖然自由，卻表現出不辦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擔心遼陽會不會保得住，和遼陽會不會再遭共匪蹂躪。因此他們在說話時，也只能說到適可而止，甚至在罵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邊的人。這些受難的青服民族，極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這個城市，永不再淪入共匪手中。
李運成論「戰」
______________
這次光復遼陽，首先進入縣城的是五十二軍李運成師長，這位講話一口湖南腔的將軍，在他的師部裡，向記者團講述收復縣城的經過，他說：遼陽失守時，共匪從高麗門打入，這次他部隊也先從高麗門攻了進去。他說，五十二軍的部隊，接到進攻遼陽的命令後，即澈夜準備，乘著暗夜，銜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過了太子河，向城東南角的麻袋，洋灰兩工廠猛攻。不久就佔領了上述的據點。同時更派出部隊，由東城向城內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隊繞道南門堵擊。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使城內共匪，走投無路，乃繳械頭誠。然後他再派兵掃蕩西郊和車站一帶的匪軍殘部。他說：五十二軍從攻擊到佔領，總計不過三小時，實在是歷次戰役中所少見的。
當時在遼陽指揮作戰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還有劉玉章將軍和龍天武將軍，當記者團訪問駐軍高級司令部時，他們三人正在圍看一張軍用地圖，研究今後的戰略。廖耀湘將軍表示：國軍克服遼陽後，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由遼陽剿匪總部來決定。
當然，遼陽收復之後，地方上的問題，馬上便要接踵而來，譬如縣城的糧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由共匪分了的四鄉土地，如何處理。共匪在時，高粱米每斤售匪幣三千元，我們收復後便賣到流通券十五萬元。普通日用品的售價，也比匪幣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比記者團早八小時，抵達遼陽，他指示縣長，今年的田禾，歸耕種的人收割，但當王志仁縣長，召集地方人士開會時，地方紳士，極力反對，這一群土豪劣紳，實在是剿匪戰中的一個阻力，有事時他們先逃，太平時回來搗亂。他們的腦子裡，除了充滿自私外，那裡有什麼國家，民族意識。這些人和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剛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作風，說做就做的勇氣，遼陽的殘局就更難收拾。今日之戰，已經到了組織對組織，幹部對幹部的時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樣的腐化與低能，軍隊雖然打下遼陽，依然是一個累贅。
靜靜的太子河
____________
歸途，車子經過太子河，河水靜靜的流，一隻木船在擺渡行人，河北岸已蝟集了一批趕著騾車，拉著家具，攜著妻兒，等候回家的人，他們皺紋的臉中，露出一些笑容。
佇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見石的流水和即將搭好的兩座浮橋，我彷彿看到了遼陽的新生。車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隨風飄來了麥香，遠處有一望無際的高粱地。
車子經過長辛店時，看到了繞著這個大鎮的老柳樹，土圍牆，一群農民，在那裡替國軍修路。農家的煙囪中，正冒著縷縷的炊烟。
七月的遼南，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在吉普車上，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保佑這些良善的農民，永遠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也從未想到三個半月以後，瀋陽會淪陷。不僅我沒有料到，就是當時的東北軍政首要，也不會料到東北會淪陷得那麼快。
衛立煌和范漢傑鬧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從遼陽戰場回到瀋陽以後，遼西地區的大戰，正在醞釀，錦州守將范漢傑將軍，曾到了瀋陽和衛立煌商量應付遼西地區未來的戰局。
范漢傑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時，他直率的說：假如衛立煌將軍，對遼西的局勢，表示關切，他將在瀋陽多留幾天，並且要到本溪和撫順兩個工業區看看，要是為衛立對他冷淡，他將馬上返防。范漢傑也向我表示：錦州地區，存糧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揮的部隊，士氣很高，當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隊堅守城池，吸住匪軍主力，然後以大兵團包圍住匪軍的主力，內外夾攻，在遼西地區，可以一舉殲滅匪軍。不知道衛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見。
但在第二天，范漢傑卻悄然返防，很明顯的，衛立煌和范漢傑的會談，並不融洽。後來從剿匪總部傳出的消息說：衛范之間的會談，不僅不融洽，而且衛立煌還拍了桌子。
後來錦州之戰發生了，參謀本部給衛立煌的作戰命令是：加速增援遼西戰場，但衛卻從容不迫的慢慢作著軍事部署，對錦州的救援，比參謀本部的計劃，晚了十天。而導致遼西會戰的失敗。使錦州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錦州之戰，發生於九月十九日，戰事連續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而且打了巷戰。
事實上，錦州丟得十分可惜，筆者在瀋陽棄守後，化裝逃難時，途經錦州，那時戰事已結束一個多月，但看到的錦州城內城外，仍殘破不堪，共匪軍隊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邊一個洞連著一個洞，那是共匪躲避空軍襲擊時，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擊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的慘烈。
營口之行，中途折返
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後，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後，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槍，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饑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衝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彿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後，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後，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托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里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著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閒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
遼西會戰的失敗
失去制勝機會
______________
民國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劉玉章將軍所部的五十二軍，收復遼陽後，依照劉玉章和廖耀湘當時的建議，國軍應該立即前進，直下海城，收復營口。打開瀋陽、營口間的通路。糧食和軍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補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動用五十幾架飛機，自北平向瀋陽空運糧食。但當時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對於那一作戰方案，猶豫不決，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勝機會。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彌將軍第八軍所屬的一六七師，自山東的煙台，調往遼西，進駐錦州。當時瀋陽和錦州兩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錦州、瀋陽間的鐵路，使北（平）寧（遼寧）路通車。但剿匪總部，又沒有能夠利用那個時機出擊。而失去了第二個制勝的機會。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軍開始大規模調動，九月十二日，進攻義縣，打了十二天後，義縣失陷，廿四日開始攻錦縣。就在那一天蔣總統電召衛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總統給衛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軍空運錦州，其餘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時向新立屯出擊。當時為了加強那個命令的執行，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在九月廿六日與衛立煌同機飛到瀋陽，共策進行。但衛立煌卻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對於馳援錦州，仍在考慮中。在那次軍事會議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張，瀋陽地區的部隊向營口出擊，然後用船隻運兵，以海路馳援錦州。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則以總統的命令，不能變更，所以進攻營口案，也未能實現。
時間就在衛立煌的遲疑與考慮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還不能決定。十月一日蔣總統臨北平，電召顧祝同、衛立煌兩人到北平會商，衛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於是才下達命令給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揮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合計十二個師，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開始攻彰武，這一行動，已經較總統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實上是變更了總統的命令。因之在戰果上也沒有達到原先所預期的。但這個增援部隊，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趕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錦州。然而國軍的行動，仍然很緩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後，距離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為了爭取這個時間，終於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錦州。
錦州陷落後，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又飛抵瀋陽，並在自北平飛往瀋陽途中的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十六日再轉往葫蘆島佈置軍事。在葫蘆島，總統又發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揮的十二個師繼續西進，收復錦州。總統回到北平以後，二十日再電召衛立煌、杜聿明兩人飛平，面授機宜。但衛立煌又沒有依照總統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總部，進駐黑山縣東二十華里的胡家窩棚，匪軍自十九日開始，自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軍，並在二十五日夜，突襲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與其他各部失掉聯繫，然後再分別截擊各軍的軍部和師部，使十二個師全部潰散。從遼西兵敗歸來的新一軍參謀長葉錕將軍，在瀋陽碰到筆者時，痛哭流涕，他說：怎會想到，十二萬大軍，在一夕之間瓦解，情況會變得那樣慘。葉錕並說：那次戰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衛立煌不依照總統的命令作軍事佈置，一拖再拖，致損兵折將。葉錕在擔任新一軍參謀長時，就會作畫，我們常以儒將視之，但沒想到他來到臺灣後，竟成為畫馬的名家。
在東北的記者群
______________
遼西會戰結束後，有一部份潰敗下來的士兵和軍官，陸續返回瀋陽，等待整編，但廖耀湘本人卻失蹤了！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沒有找到他。據後來逃出匪區的廖耀湘側近告訴筆者說：廖在兵敗以後，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化裝成一東北老農，乘一輛大車，在兵荒馬亂中，向關內逃亡，但經過匪軍檢查哨時，他不會說北方官話，致露出馬腳，終於被俘。
遼西會戰，國軍大敗的消息，傳到瀋陽後，我們這一批新聞記者，仍沒有感到，不幸的日子會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政府幾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們從不曾想到瀋陽會很快的易手，所以我們和平常一樣的執行採訪工作。每天下午，準時到剿匪總部找雷襲琪參謀，等候他發佈新聞。每天衹聽到雷參謀說：「遼西兵團，敗得很慘，瀋陽防務，固若金湯」。因為雷的表情和平時一樣自然，所以新聞同業，也和他一樣，一些也沒有對局勢悲觀。
現在再想起當年的舊事，我們這批記者，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驕兵悍將們，同樣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覺。最後在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幾乎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時自關內派往東北各地的記者，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派是堅決支持政府的記者，也是最反共的記者，一派是中間派，對政府和共匪都無好感，另一派則是親匪派記者，或者是共匪滲透到新聞界的匪諜。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在一片亂糟糟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人都不隱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我的記憶中，反共的記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中央日報」的特派員徐佳士和馬志鑠，中央社吉林特派員張冰子，「申報」特派員韓清濤，「新聞報」特派員潘世徵，「大剛報」的特派員張膽，「益世報」的特派員高慶琛，上海「大公報」特派員張高峰，北平「世界日報」特派員樊放，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驥彤，「新報」的劉興武和筆者本人，還有東北「民報」的余敢。這些人不論是在長春或在瀋陽工作，都表現出反共反極權的風骨。
中間派的則是江西「正氣日報」的特派員楊卓之，「大公報」的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趙展。親匪的記者則有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雷特，長春「前進報」的郭而清等。後來中間派的記者在大陸變色時，多已投匪，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反共的記者，大都到了臺灣，自然也有幾個人在大陸淪後，向自由區逃亡時，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蹤後永遠沒有了消息。
想當年，那是一個敵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記者和親共的記者堡壘分明的年代。當時同情共匪的記者，則指責我們這批反共記者是「國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進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記者在當時的氣焰很囂張，而且明目張膽的寫文章，同情共匪，當他們張牙舞爪，為匪張目時，卻從未料到在匪偽竊據整個大陸後，連他們也一道清算，被洗腦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運和蕭軍、胡風等共黨作家們的命運，幾乎完全相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