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我常常在想，在我的一生中，有什麼事件，能比得上六四，更讓我傷心，更讓我悲慟？自從八九民運以後，我曾有過棄家之苦，我曾有過喪父之痛，我也曾有過許多徬徨無著的時候。但是，還沒有一件事情，像六四那樣，叫我痛得刻骨銘心，叫我一想起來，就要掉淚。
有人說，中國八九民運太衝動﹔也有人說，假如大學生早一點撤退，就會避免一場舉世震驚的慘案。
我不想過多地責備說這種話的人，抑或是他們想得到強權的青睞，抑或是他們本就有著那種純真的幻想。我想說的隻是，從我們的父輩，從七十年前開始的五四運動，到我們這一代，曾親身參加的1979年的民運和1986年的學潮，直到1989年民運的六四慘案，中國人民為自由民主所付的代價，實在是太為沉重！
但是，如果人民什麼都不做，中國從那時起，是否就安然太平？
關於父輩的事，我不想說得太多，因為要說的，人們都早已說過。七九年那陣子，我們也在大學的校園當中。那一年，我們成立了罷課委員會，像父輩那樣，高呼著要民主要科學的口號，我們也曾走上了街頭。
1979民運沒成氣候，不僅僅是因為北京暴政抓了魏京生們，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最主要的一點，還是工農群眾尚未覺醒。再以後，到了一九八六年，當中國大學又鬧學潮的時候，我在合肥，曾親眼目睹中國科技大的學生們聚首市府。當時，看著眾參於其中的民眾寥寥無幾，我不得不再一次搖頭嘆息：中國民主到來之日，為時仍將十分的遙遠。
1981年大學畢業，我到一家外貿公司工作了五年之久。五年裡，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初見成效，但是看著身邊的大小官員偷雞摸狗，胡作非為，再看看工農大眾都為著自身溫飽疲於奔命，大家一齊向錢看，我確實產生了一種賦閒歸去的強烈願望。加上胡耀邦下臺，中國民主無望，我決定去國離鄉。
1989年我在東京，看著我們中國的大學生，又一次集會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曾一度燃起了，我胸中幾近灰滅的希望之火﹔當著《人民日報》海外版為百萬人游行歡呼的時候，我想，我們中國民主的好時辰，即將來臨！
至今，我還記得，那幾天日夜守候在電視機前的情景。也是五月，春光正好。我和北京人一起歡騰雀躍，我和全國人一道高呼倒李倒鄧的口號。至今，回想起來，我仍然能感覺得到，那幾天摩拳擦掌的興奮﹔我似乎又一次感到，那租住的東京都小木樓，被我震撼得吱吱發響的情景。那時，我已經打點行裝，準備著趕回去，好呼吸一口，我們中國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風。
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鐵青著臉的屠夫是如何頒佈戒嚴令的，我們曾徹夜不眠地探討時局。我曾經以為，經過了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的軍人決不會向自己的同胞開槍。我也曾寄希望於軍內的改革派會佔上風。
然而，我錯了！對中國還有一線希望的人，我們都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局勢！
六四的子彈，何止是打在天安門廣場？何止是打在中國人民的身上？那是件令整個的世界都震蕩的槍聲啊！那是些打在全人類心上的子彈！
我們慟哭失聲，我們心痛如裂。十六年來，痛定思痛，我們不斷長歌當哭，長哭當歌。然而，中國的希望，又在哪裡呢？
那一個六月，那一個春夏之交。在那些不眠的夜晚，在那些集會的白天，我好像流盡了我一生的眼淚，我好像一下子變得心力交瘁。因為，對中國的最後一線希望，已經破滅。
在這個地球村裡，我覺得當一個中國人，有著說不盡的恥辱。從此，我實在不忍心，再做一個中國人。
有人說，六四影響了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其實，又何止是一代人呢？當著最終乘上一葉孤舟，亡命天涯路的時候，我實在是愧不如那些，為自由浴血奮戰的民主鬥士們，儘管，他們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可是，他們畢竟敢於，也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
又是六月，又是春夏之交。今夜星光燦爛，今夜沒有槍林，今夜也沒有彈雨。我點燃一枝臘燭，遙向那東方夜空，遙向那神州大地，祈禱亡靈，年年如是，滿腔悲哀，黯然無語。
關於六四，我總覺得，不管是不是中國人，都不可以用冷眼旁觀的態度來評估。假如要說假如的話，隻能問：假如我在那種場合，我，敢不敢參與﹔假如站立在鐵甲車的面前，我，會不會顫抖？
關於暴政，我也常想，假如沒有我們國民性的懦弱與散漫，暴政還能夠大施淫威到今天嗎？須知，中國人為民主自由，前赴後繼，幾近一個世紀！當著中國人民，一次次對著暴君頂禮膜拜的時候，我的一顆破碎的心，為百年亡故的志士仁人，滴血流淚。
我是知道的，我實在不忍心，再做一個中國人。我深深地知道，我們都是一棵棵無奈的小草。隻有他們，六四民運之魂，才是真正的中國之魂，才是永遠不倒的大樹。
他們是松，他們是柏，他們將萬古長青！
民運英雄，永垂不朽。
公元2005年6月4日 滿天烏雲陰沉沉再版於 《半仙樓》@(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