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眾生有責，尋古探今。評計史中人，切勿居己今高而臨史下，褒貶非要分明。清末皇權衰微，戊戌求變，權益相爭，曇花及沒。是時國父殫精，奔走竭慮，盡其之能以渡國難，無奈久距國中，遠疏其眾，雖居招領精神之尊，但非有力以固其位，施行其政，受制於勢，革命反復，苦立己之途劃。唉哉，今之再論權威實復立於反復中也。
緣由其始未能止亂黨爭，又遇竊國奪位復萌帝位者，更有軍閥混戰割治無序事。猶奉一統以行三民，則豎其威信以服眾，復孕威言，權重者非能受限於分治，篡盜五權，橫行昭世以獨裁。更甚後來救世之人，猶更尊己專權，威言九鼎，傳世語錄以愚眾。
但求再論，若且無革命反復，神州之域即能富強獨立？若無蔣公獨裁，華夏之地即能民主共和？且無造神之政，九州之內即能共產平均？
非也。中國之病，在權威。中國之疾，更固在愚民！若無史中人，則必有擇替之輩也，若愚民不改，則必復壓其政也。非其民順受逆行，無以為獨立自主﹔非其眾不承權利，無以為民主憲政﹔非其愚不堪為任，覆轍百年之途。今非糾史過之時，而應論當世之策，破束縛，賦民之思辨，脫權威之困，以求解惑。
歷史是萬古長青的學問，尤其在後共產時代的中國，當我們面對新的環境和舊的問題，自然會向歷史質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對中國人提供了哪些經驗教訓？我們的前人經歷過什麼樣的挫折？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從歷史當中獲得啟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責任反思。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對歷史不滿。
從清末的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人踏上了尋找富強獨立的現代化起點，但是在長期被專制教條統治的中國，他們隻意識到仿效西方的成果，去打敗西方，這時候他們實際上隻是實現了一個追求世俗的功效功利的覺醒，而這個覺醒沒有什麼啟蒙意識，就像鄧小平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出的，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個覺醒沒有信仰基礎，在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背景下，他們抱著懷疑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了。而焦躁激進的戊戌變法，又在同即得利益守舊派的博弈中失敗。從此清朝就開始半死不活的拖延，憲法新政雖然改革幅度相對較大，廢除科舉制度，舉辦新式學堂，禁止鴉片，興修鐵路，鼓勵實業，改革司法制度等等，但也無非為了保住權威，是其手段罷了。
其實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人們的政治選擇，這就像伏爾泰講過的一句話：“研究一個時代的人們怎麼思考問題，要比研究一個時代的人們怎麼行動更重要。”而在開明專制失敗後，多黨議會民主制這個西方文明最先進的政治體制，就像一件鮮亮的衣服，穿在別人身上得體，穿在自己身上也應該合適。清朝被推翻以後，中國處在一種無序的狀態下，各自為政。22個省要聯合起來就用一省一票，形成聯邦共和，中國自然走上了民主的道路。但是一下子成為了多黨制，有300多個黨共事，而幾乎所有的黨都盡可能在不遵守游戲規則的條件下使本黨利益最大化，形成了無休止的黨爭。
所以這種浪漫的議會民主政體，在不到2年的時間裡就遭到了失敗，被強人所取代，形成了強人政治。這就是因為以孫文為代表的政治精英與民眾脫離，他們所代表的政治體制與中國的傳統所脫離。當時的中國從長期的教條中走出來，缺乏很多必要的因素，比如多黨制需要遵守游戲規則的意識，但這個規則必須要有法制傳統保障，而要有法制傳統必須要有個人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意識，這又需要具有責任感的社會中堅的發展，社會中堅的形成又需要經濟發展，和對稱的信息系統，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用嚴復的例子來說，中國人就像一頭牛，看馬跑得快，就把馬蹄裝到自己的牛腿上，卻又發現馬蹄裝在牛腿上還是跑不快，於是發現馬蹄是需要馬的肌肉來支撐，又把馬的肌肉裝到牛身上，但還是跑不快，因為馬的肌肉需要馬的骨骼支撐，同是還不能缺少馬的神經系統，後來發現除非是一頭牛全部變成一匹馬，否則它不可能像馬一樣跑得快。
袁世凱這個強人政治，在他剛剛復辟帝制的時候突然中止了。而面對陷入紛爭的北洋政府，孫中山開始進行政治反省。他發現在當時要貫徹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政，需要實現強勢的政府，要把原來的作為議會競爭型的政黨改造為組織型的政黨，按照蘇聯的組織模式來進行了1923年的國民黨改組。同時他也認識到個人權威的重要性，所以他才會在國民黨內部要求按手印，要求效忠，我們可以認為在革命的反復中，權威重新形成了。
他又將憲政化歷程重新劃分為三階段：軍政時期，以武力掃除一切建立民國的障礙，奠定民國基礎。訓政時期，督率國民建立地方自治。憲政時期，國民選舉代表，以三民主義建設中國。又從蘇聯引進“以黨治國”的原理後，軍政時期成為了“以黨建國”時期，而訓政時期成為了“以黨治國”時期。三段論成為了以黨權為核心的理論。在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就成功繼承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並利用戰爭環境將以黨治國和三段論發展成為極具權威的軍事專制體制。
這樣以黨治國的國民黨不可能自覺地出讓權力，實行憲政，於是就陷入了權力分食利益的腐敗中。背對著無法兌現的諾言，嚴峻的經濟生活，連年的炮火，被他的敵人共產黨所消滅了。而共產黨實行的是一種政治經濟結合，形成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政黨，並在全方位的滲透到社會的全部細胞、全部組織、全部單位，來自上而下的貫穿執行黨的使命。而研究這個時代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莫不能低估黨奴化的影響力，莫不能輕視領袖“最高指示”的作用。
認為是商品經濟引起的競爭為苦難根源的共產黨，利用全方面的滲透，全方面的控制，積極地推行共產平均的政策。而這個虛偽的人性造成的後果是人民公社的全面失敗，同時這種計劃經濟由於缺乏個體競爭力和分配官僚化，造成了大躍進的惡果。但是底層無產階級在民反做主的宣傳下，積極地執行“人民民主專政”來保衛“革命成果”，在黨奴化的影響下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工人好戰士，在“最高指示”的聖諭下膜拜領袖。整個中國沒有了異議，幾億人民，一個大腦，隻有他的頭像，他的語錄，他的聲音。此時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權威在中國，成就了造神的笑話。
來到了改革開放，中國從閉塞中重新回到世界。再一次為了生存和發展功利性覺醒了，此時共產黨的社會統治地位的來源不是能夠實現烏託邦，而是你滿足了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這個覺醒有啟蒙的含義嗎？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百年的始點。此時的中國人和一百年前有本質的區別嗎？他們自己獨立思考過問題嗎？還是盲從於權威，或者是繼續著事不關己，不聞不問，任由別人以改革開放的名義侵害自己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能夠改良成功嗎？或者是革命後，民眾能夠承擔權利義務嗎？他們有公民的責任感嗎？難道我們要再來一次循環？再用一百年的時間感嘆？
他們或是默不作聲，默認自己的無能，低頭順受讓權威主宰自己。他們或是張牙舞爪，紛紛爭權奪勢，仰頭橫行去做新的權威去主宰別人。我們哀其不幸，但是更加無奈地怒其不爭，從鴉片戰爭開始，在救亡的壓力之下，中國人就越來越短視，被主義所驅使，卻很少使自己去思辨，到後來竟然集體誦讀“土豆燒熟了，外加牛肉”居然還“不須放屁” ！？
所以說民眾們若不能徹底改變自己，還是要被權威所壓迫，即使沒有歷史中的人物，也一定用另外的人來填補。絕沒有理由因為民眾素質不夠，而不能夠民主憲政，隻不過有了思辨的民眾不再需要權威和主義。消除一個權威並不代表中國能夠跨入民主，隻有能夠真正讓民眾啟蒙，不再盲從默認權威，才是中國之惑的正解。但是在大背景下奉行犬儒的民眾，對綁架自己的綁匪喪失思辯的民眾，甚至用綁匪的大腦思考的問題的人質，所能夠得出的結論無不就是，缺少了權威綁匪的中國，社會無法“穩定”，還需要有新的權威去綁架民眾。
歷史已經過去沒有辦法改變，但是面對歷史能夠讓我們對現實的問題有更多的參考。而我們今天擁有更好的條件，發達的信息系統，經濟生活與世界逐步接軌。更應該多多討論的是，如何能夠破除束縛，讓中國人的政治熱情釋放，並且是理性的釋放，促成有責任感的社會中堅，培養他們成為有公民意識的人，是能夠解決中國百年困惑的方法。
200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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