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5日讯】众生有责，寻古探今。评计史中人，切勿居己今高而临史下，褒贬非要分明。清末皇权衰微，戊戌求变，权益相争，昙花及没。是时国父殚精，奔走竭虑，尽其之能以渡国难，无奈久距国中，远疏其众，虽居招领精神之尊，但非有力以固其位，施行其政，受制于势，革命反复，苦立己之途划。唉哉，今之再论权威实复立于反复中也。
缘由其始未能止乱党争，又遇窃国夺位复萌帝位者，更有军阀混战割治无序事。犹奉一统以行三民，则竖其威信以服众，复孕威言，权重者非能受限于分治，篡盗五权，横行昭世以独裁。更甚后来救世之人，犹更尊己专权，威言九鼎，传世语录以愚众。
但求再论，若且无革命反复，神州之域即能富强独立？若无蒋公独裁，华夏之地即能民主共和？且无造神之政，九州之内即能共产平均？
非也。中国之病，在权威。中国之疾，更固在愚民！若无史中人，则必有择替之辈也，若愚民不改，则必复压其政也。非其民顺受逆行，无以为独立自主﹔非其众不承权利，无以为民主宪政﹔非其愚不堪为任，覆辙百年之途。今非纠史过之时，而应论当世之策，破束缚，赋民之思辨，脱权威之困，以求解惑。
历史是万古长青的学问，尤其在后共产时代的中国，当我们面对新的环境和旧的问题，自然会向历史质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对中国人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责任反思。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对历史不满。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踏上了寻找富强独立的现代化起点，但是在长期被专制教条统治的中国，他们只意识到仿效西方的成果，去打败西方，这时候他们实际上只是实现了一个追求世俗的功效功利的觉醒，而这个觉醒没有什么启蒙意识，就像邓小平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觉醒没有信仰基础，在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下，他们抱着怀疑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而焦躁激进的戊戌变法，又在同即得利益守旧派的博弈中失败。从此清朝就开始半死不活的拖延，宪法新政虽然改革幅度相对较大，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鼓励实业，改革司法制度等等，但也无非为了保住权威，是其手段罢了。
其实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伏尔泰讲过的一句话：“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而在开明专制失败后，多党议会民主制这个西方文明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就像一件鲜亮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得体，穿在自己身上也应该合适。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各自为政。22个省要联合起来就用一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中国自然走上了民主的道路。但是一下子成为了多党制，有300多个党共事，而几乎所有的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形成了无休止的党争。
所以这种浪漫的议会民主政体，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失败，被强人所取代，形成了强人政治。这就是因为以孙文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与民众脱离，他们所代表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传统所脱离。当时的中国从长期的教条中走出来，缺乏很多必要的因素，比如多党制需要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但这个规则必须要有法制传统保障，而要有法制传统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这又需要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中坚的发展，社会中坚的形成又需要经济发展，和对称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用严复的例子来说，中国人就像一头牛，看马跑得快，就把马蹄装到自己的牛腿上，却又发现马蹄装在牛腿上还是跑不快，于是发现马蹄是需要马的肌肉来支撑，又把马的肌肉装到牛身上，但还是跑不快，因为马的肌肉需要马的骨骼支撑，同是还不能缺少马的神经系统，后来发现除非是一头牛全部变成一匹马，否则它不可能像马一样跑得快。
袁世凯这个强人政治，在他刚刚复辟帝制的时候突然中止了。而面对陷入纷争的北洋政府，孙中山开始进行政治反省。他发现在当时要贯彻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政，需要实现强势的政府，要把原来的作为议会竞争型的政党改造为组织型的政党，按照苏联的组织模式来进行了1923年的国民党改组。同时他也认识到个人权威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在国民党内部要求按手印，要求效忠，我们可以认为在革命的反复中，权威重新形成了。
他又将宪政化历程重新划分为三阶段：军政时期，以武力扫除一切建立民国的障碍，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督率国民建立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国民选举代表，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又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的原理后，军政时期成为了“以党建国”时期，而训政时期成为了“以党治国”时期。三段论成为了以党权为核心的理论。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成功继承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利用战争环境将以党治国和三段论发展成为极具权威的军事专制体制。
这样以党治国的国民党不可能自觉地出让权力，实行宪政，于是就陷入了权力分食利益的腐败中。背对着无法兑现的诺言，严峻的经济生活，连年的炮火，被他的敌人共产党所消灭了。而共产党实行的是一种政治经济结合，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并在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来自上而下的贯穿执行党的使命。而研究这个时代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莫不能低估党奴化的影响力，莫不能轻视领袖“最高指示”的作用。
认为是商品经济引起的竞争为苦难根源的共产党，利用全方面的渗透，全方面的控制，积极地推行共产平均的政策。而这个虚伪的人性造成的后果是人民公社的全面失败，同时这种计划经济由于缺乏个体竞争力和分配官僚化，造成了大跃进的恶果。但是底层无产阶级在民反做主的宣传下，积极地执行“人民民主专政”来保卫“革命成果”，在党奴化的影响下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工人好战士，在“最高指示”的圣谕下膜拜领袖。整个中国没有了异议，几亿人民，一个大脑，只有他的头像，他的语录，他的声音。此时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权威在中国，成就了造神的笑话。
来到了改革开放，中国从闭塞中重新回到世界。再一次为了生存和发展功利性觉醒了，此时共产党的社会统治地位的来源不是能够实现乌托邦，而是你满足了老百姓的生活。所以这个觉醒有启蒙的含义吗？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百年的始点。此时的中国人和一百年前有本质的区别吗？他们自己独立思考过问题吗？还是盲从于权威，或者是继续着事不关己，不闻不问，任由别人以改革开放的名义侵害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够改良成功吗？或者是革命后，民众能够承担权利义务吗？他们有公民的责任感吗？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循环？再用一百年的时间感叹？
他们或是默不作声，默认自己的无能，低头顺受让权威主宰自己。他们或是张牙舞爪，纷纷争权夺势，仰头横行去做新的权威去主宰别人。我们哀其不幸，但是更加无奈地怒其不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在救亡的压力之下，中国人就越来越短视，被主义所驱使，却很少使自己去思辨，到后来竟然集体诵读“土豆烧熟了，外加牛肉”居然还“不须放屁” ！？
所以说民众们若不能彻底改变自己，还是要被权威所压迫，即使没有历史中的人物，也一定用另外的人来填补。绝没有理由因为民众素质不够，而不能够民主宪政，只不过有了思辨的民众不再需要权威和主义。消除一个权威并不代表中国能够跨入民主，只有能够真正让民众启蒙，不再盲从默认权威，才是中国之惑的正解。但是在大背景下奉行犬儒的民众，对绑架自己的绑匪丧失思辩的民众，甚至用绑匪的大脑思考的问题的人质，所能够得出的结论无不就是，缺少了权威绑匪的中国，社会无法“稳定”，还需要有新的权威去绑架民众。
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面对历史能够让我们对现实的问题有更多的参考。而我们今天拥有更好的条件，发达的信息系统，经济生活与世界逐步接轨。更应该多多讨论的是，如何能够破除束缚，让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释放，并且是理性的释放，促成有责任感的社会中坚，培养他们成为有公民意识的人，是能够解决中国百年困惑的方法。
200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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