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轉型中的躍進：一個大陸人眼中的台灣民主 1987年7月，從蔣經國先生宣佈解除「戒嚴令」那一刻開始，中國台灣地區開始了急遽的民主化轉型。彈指一揮間，至今18年已經過去。對民主轉型是否完成，人們認知不一；對民主政治成效是否彰顯，人們更是眾說紛紜。以上兩個問題其實牽動了對一系列爭論以久的難題的解答，諸如中國人是否有能力獨自建立民主政治，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關係究竟如何，民主變革能否帶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等等。
戰後半個世紀，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實踐經驗，猶如一面精彩的多稜鏡，從中折射出許多對這些問題思考的光芒。
台灣民主轉型的鞏固期
樂觀的學者一般認為台灣已經完成「民主轉型」，邁入民主政治的成熟階段。在2000年曆經首次政黨輪替之後，人們更有理由這樣認為。但是從作者的實地觀察來看，畢竟只是進行了第一次政權交接，而且目前的憲政體制缺陷相當顯著，不時引發政治危機。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民主轉型之路依舊坎坷艱鉅，將不時遭遇危機和挑戰。不過，在經過18年的民主化之後，可以慶幸的是走回頭路已經不可能，民主轉型的鞏固階段已經到來，並且呈現出多彩的自由民主景觀。
凡是去過台灣的人，無不驚訝當地政治自由化的勃勃生機。如今，言論自由已經成為人們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抨擊當權者、披露黑金政治、曝光政治內幕，這些都是台灣媒體的家常便飯。更富有新意的還是各類政治選舉辯論、全民開講、政治諷刺節目。一位在政治諷刺節目中扮演當權者的藝員曾經感慨地說，如果不是生活在民主時代，他是不會也決不敢從事這個令人「恐懼」的職業。
在今日台灣，六、七家電視新聞台的節目24小時滾動播出，激烈地競爭著，不放過任何一個產生新聞的人物和機構。在政治新聞中，官員、政府機構、民意代表、各級議會等等，都是記者們追逐的對象。在許多時候，似乎沒有甚麼政治新聞不可以報導，沒有甚麼政治評論不可以發表，也沒有甚麼政治人物不可以抨擊。
人權保護是政治自由化的另一碩果。集會自由是街面上常見的風景。「立法院」外幾乎每天都有公民團體的抗議活動，十幾年已是司空見慣。宗教信仰自由更是不成問題，全台大大小小的宗教組織遍地開花，蓬勃發展。組織工會、罷工自由的權利，已是勞工階級手中的利器。對公民教育權的重視，最值得中國人驕傲。全台各級政府的教育經費在預算中的比例從15%到35%不等。法律對此做出的具體而詳實的規定，實在是世所罕見。各種人權組織富有成效的活動，本身即是人權事業快速發展的標誌。
此外，新生的政黨政治已經處在有力的發展階段。在1994年，就有71個政黨公開合法地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競爭性政黨制度開始形成。短短六年之後，隨著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失敗，順利交出政權降為在野黨，政黨政治也為之一變，向前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如今的國民黨正在努力學習扮演在野監督的角色，昔日壁壘森嚴的中央黨部已是歷史。現在的黨部大門總是熱情地向選民敞開著，裡面的博愛畫廊、K書中心吸引了不少青年的興趣。2004年「總統」大選再次敗選後，昔日的「副總統」、黨主席連戰像當年的民進黨人一樣，以在野黨領袖身份走上街頭，示威遊行、靜坐抗議、集會演講，率領民眾進行反對選舉舞弊的和平抗爭。國民黨初步完成了從革命型政黨向議會型政黨的轉變，雖然這一轉變一直到它失去政權時才開始啟動。
伴隨著政黨政治發展是選舉政治的普及，正日益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各級政府的政務官、民意代表都必須通過直接選舉產生，並且這種選舉是自由、公開和具有競爭性的。雖然民主轉型是在1987年之後，但在此之前地方選舉已經持續進行了近40年。1950年當局舉辦了首屆縣市長、縣市議會選舉，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更富有戲劇性的是在六、七十年代，連台北市長一職也長期被黨外人士奪得。翻開厚厚的歷屆民意代表、政務官的競選實錄，從選舉法律、投票細則到選務管理、監督，50多年民主政治的經驗教訓一目瞭然。
歷史驗證了胡適先生的先見：民主是一個學習過程。毋庸置疑，民主學習的過程對中國人民來說，是異常艱難和曲折的。
台灣民主政治的挑戰
當代台灣民主政治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無時不在考驗著政治人物與民眾的政治智慧。僅在制度層面，至今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缺陷與不足。「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在憲政體制缺陷中尤為矚目。為人們所詬病的賄選、黑金現象氾濫，在很大程度上與「立委」選舉制度—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的弊病有關。這種選舉制度制度目前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連它的誕生地日本，與後來同樣學習日本模式的韓國，也相繼在近年放棄了這種選制。
在目前的選舉制度安排下，每個選區依法可以選出少至二、三位，多到九、十位的「立委」。在黨派林立的狀況中，參選人的數目往往會出現火爆的場面。這樣容易造成票源分散，參選人低票當選。在1995年的立委選舉中，台北縣的「安全票數」的5.56%，但實質上參選人只須獲得3.08%的選票即可當選。選戰越激烈，低票當選的可能性越大。這種狀況無疑使得民意代表的代表性降低，民主代議制的精義流於形式。
同時，這種令人頭痛的制度也是滋生派系、黑金等腐敗現象的溫床。由於每個政黨不只提名一位參選人，這樣參選人的競爭者不僅來自黨外，更大的威脅則是搶奪同樣票源的黨內同志。為因應挑戰，參選人不得不向地方派系靠攏，透過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和派系力量，保證自己當選。當選之後，利用手中的權力—尤其是審批地方公共工程建設項目的權力—對那些幫助自己獲勝的地方人士「投李報懷」，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不過，與此同時，政治黑金與腐敗之類的罪惡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現行政治體制定位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憲政體制框架中「總統」獨攬大權，並且可以不經「立法院」同意直接任命行政院長，似乎與總統制非常相似。但是憲法又明確規定「行政院長」是最高行政長官，必須對立法院負責，並與後者互有解散國會權與倒閣權。這又在提醒我們內閣制的特徵竟是如此顯著。有的學者抱怨說，「如果把行政院長看成民選總統的代理人，就不能解釋對國會負責的為甚麼是行政院長而非總統；如果把行政院長看成是議會內閣制之下的國會領袖，又不能解釋國會為何無權同意其任命案。」
這樣，最後一種解釋—法國式雙首長制（或稱半總統制）—逐漸佔了上風。這也是1997年修憲時所謂的共識。但是冷酷的政治現實，卻讓這種認知顯得極其蒼白無力。「少數總統」陳水扁先生並沒有遵循雙首長制的慣例，任命一位受國會多數黨支持，與自己政治立場不同的行政院長，來主導國家政策走向，形成所謂 「左右共治」。相反，陳水扁甘冒「立法院」多數黨反對，組成以民進黨人士為主的少數政府，強行執政。在2000年核能四廠停建風波中，少數政府在「立法院」的激烈抗爭下，撞得頭破血流。雙首長制神話不攻自滅。
當前政局的紛攪不安，現行的憲政體制結構性缺陷是難咎其責的。這杯體制苦酒，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各政黨草率修憲時釀成的。政治人物在滿足個人利益之後的興高采烈，卻無法掩蓋他們親手製造的體制缺陷給社會帶來的騷動與不安。而政治人物的政治素養不高，更加劇了政治危機。
環視時下台灣政局，具有遠見卓識與政治操守的政治人物寥若星辰。原本政黨輪替可以加速民主轉型的完成。然而陳水扁的強勢作風，卻又使得民主轉型的進程延緩了許多。才具平庸而又野心勃勃的陳水扁，與民進黨抗爭、不妥協的政治傳統相結合，釀成了核四風暴。在民進黨執政後的歷次選舉中，永遠是候選人的陳水扁，更是全力以赴的投入選戰。各種口水戰此起彼伏，人身攻擊不絕於耳。政黨之間的互信、包容蕩然無存。政治精英政治文化的沉淪，位處權力巔峰的陳水扁及民進黨，不但未作任何反省，反而推波助瀾，這不能不說是台灣政治的一種不幸。
自由民主理念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變革
關於自由民主理念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學者們之間爭論已經很多，莫衷一是。從經過多年民主洗禮的台灣社會的經驗來看，似乎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定論。近年來多次民意調查以及本文作者的實地訪談都證明，即使是載負著沉重的傳統文化的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的認知一旦全面化，其接受和認可的程度竟然也是相當高。這恰好說明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享有自由人權是任何文化民族的人民所不可缺少的。同時也表明，以往的爭論總是把文化視為一種靜態的現象，忘記文化本身也會與時俱進，日新月異，有時候甚至會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
過去那種認為中國人不適合自由民主的謬論，其實都是獨裁者操縱輿論的愚民政策。如果自由在專制社會中，總是不斷遭受統治者的歪曲與攻擊，而人民對自由又是知之甚少。在這種環境中，自由的命運可想而知。在專制黑暗的社會，不僅中國文化、伊期蘭文化不適合自由民主，就是18、19世紀許多基督教文明的歐洲國家，也不會讓民主之花自由綻放。自由民主與文化的關係，從實質上講，與其說是一個所謂的政治文化問題，不如講是一個實在的政治問題，更讓人明瞭。
在今天的台灣社會，雖然政局起伏不定，但是人民對民主制度依然充滿信心，幾乎沒有人願意以尋求政治穩定為藉口，再回到過去的專制威權時代。民主制度能夠巋然不動，實在是與自由民主理念在10多年內快速地深入人心有關。作者在訪談中發現，無論是基層的鄰里長、市民代表，還是普通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基本知識，都能娓娓道來，認知相當正確。解嚴後普及自由民主知識的成績讓人振奮。
傳統政治文化變遷的另一矚目之處是對傳統官本位現象的衝擊。民主化之後，官員的功能、角色都發生了質有變化。為了當選，候選人必須挖空心思，多拉選票。用一位候選人的話來講，參加選舉，腰得鞠酸、手得握麻、鞋得跑穿。不關心民主疾苦、官架十足的候選人，在民主社會是不可能有政治前途的。而當選又是為選民服務的新的開始。就民意代表而言，所在選區的公共建設、教育治安、就業就濟，甚至是家庭糾紛，事務鉅細。都屬於個人的選民服務，責無旁貸，必須盡力為之。否則一旦有意推諉，為選民知悉，那麼下次選舉一經曝光，受對手以把柄，連任也就沒有甚麼希望了。
對民選的縣市長來說，經常有選民尋訪，被視為是非常榮幸之事。在台灣，民眾要見縣市長，是一件非常尋常的事情。走進政府機構，也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而且還會有公務人員端茶送水，笑臉相迎。
現在，隨著政黨輪替的完成，做官對許多人來說，僅僅是人生的一段經歷，而不是終身的生涯。昔日國民黨高官，今日退出政壇後轉而執教、研究、經商者大有人在。更有趣的是，國民黨還成立了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羅了一大批原政務首長，讓他們轉而從事研究工作，繼續發揮「余熱」。與此相反，一大批體制外的學者、專家、企業界人士，正式進入政界提綱政務。也許若干年後新的一次政黨輪替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又將返回民間，由此形成進出政壇的良性互動。
做官太累、太苦，而且經常被民意代表、媒體、民眾指責批評，這是今天許多台灣官員的牢騷。不過，官員們盡責一些、勞累一些，或許人民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這些現象都是傳統政治中所不曾出現的奇觀。
民主政治前景展望
儘管台灣憲政體制上尚有一些缺陷與不足，但可喜的是自由民主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當民主政治被人們接受並迅速地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民主的生命力是極其旺盛的。任何破壞民主的行為，不僅是在政治上開倒車，更主要的是這種行為危及人們正常的日常生活。因此，反民主的行為得到社會認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況民主改革的呼聲正在日益增強。
首當其衝的是選舉制度。在民意的壓力下，「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修憲要求相繼通過「立法院」表決、「國大」復議，獲得成功。其具體內容是廢除複數選區，改採單一選區。這樣，在各選區內，政黨只需推出一位參選人，避免原先的同志內鬨、自相殘殺的困攏。同時由於選區縮小，參選人財力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可以有效地抑制賄選和黑金。並且單一選區內的參選人必須獲得選區中多數選票的支持才可望當選，光靠掌握部份選票的地方派系是不夠的。因此，派系的力量很難風光依舊。對選民來說，選人就是選黨，選黨也是選人，政黨認同率會提升，自然有利於促進政黨政治的健康發展。
此外，還要在「立委」總數的基礎上，將「立委」分為兩部份，一半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下選出；另一半在兩票制（選民一次可以投兩票，一票選擇政黨，一票選舉各黨參選人）下由全國不分區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中產生。再以門檻的方式，限制進入「立法院」的政黨數量，以避免多黨林立之弊。
人們對政府體制改革方向的共識不多，但無論是總統制、內閣制，或是雙首長制，都必須遵循不同體制的制度原則。完美無缺的制度是從來不存在的，只要運作起來，不會出現大的問題，幾乎就可以說是不錯的制度成效。
民主政治發展猶如工程建設，是一個從設計到施工，再到竣工和不斷修繕的過程。在工程建設中，不僅需要一批技術精湛的技術人員，還缺少不了大批勤勞的普通工人。在民主政治建設中，政治精英與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同樣不可缺少，也同樣重要。
再回到台灣社會，回眸五十年的民主歷程，我們突然發現，台灣人民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還創造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奇蹟：在沒有內憂外患的衝擊下，一個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在台灣—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地區—不僅存在下來，而且與民主制度相伴相隨的自由民主理念更是獲得了民眾的擁護與熱愛，並逐漸演變成為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現代民主生活方式。這使我們想起19世紀托克維爾的名言，「民主即將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來。」在今天台灣這個中國社會，我們欣喜地看到民主已經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來。民主政治不僅在台灣，而且在大陸的前景也必然是光輝和燦爛的，對此，我們深信不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