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2004年12月13日，北京香山醫院，一間狹小的病房裏，筆者見到了見義勇為英雄樊文彬。輪椅上的樊文彬稍顯靦腆地向筆者微笑著。由於交不起醫療費，醫院已對他停止治療。
大學生見義勇為被擊中50餘彈
2003年1月16日，山西省陽泉市北大街七一廣場13號樓，兩名歹徒行竊後正準備逃跑時，被25歲的大學生樊文彬攔住。兇惡的歹徒竟然向樊文彬開了槍，50多顆霰彈留在了他的身體裏。
事發後，樊文彬被送往當地醫院進行搶救，被診斷為「失血性休克和高位截癱」。由於傷勢過重，醫院隨即下了「病危通知書」，悲痛至極的父母親連夜將兒子送往北京。樊文彬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取出了20顆子彈和一個塑膠彈殼，在香山醫院取出了27顆子彈。
兩次手術後，樊文彬度過了生命危險期，但仍有5顆子彈尚未取出，急需再次實施手術。醫院告訴他，手術的最佳時間是在受傷後兩年之內。而現在，距離這個期限只剩下一個月了，因為交不起醫藥費，醫院停止了對樊文彬的治療。
還有5顆子彈留在頸椎、胸椎的結合部位，樊文彬的神經組織已經嚴重受損，胸部以下毫無知覺，手部也無知覺。
我們實在是走投無路了
一直默默地克制著眼淚的樊母，在提到樊文彬的病情和治療現狀時，眼淚一下子流下來。“我們實在是走投無路了！”眼看著最佳手術時間馬上就要過了，她的痛苦中充滿了灼人的焦急。
2003年2月，樊文彬被陽泉市見義勇為協會評為「見義勇為積極分子」，並發給其獎金1萬元；8月，被共青團山西省委評為「新長征突擊手」，被 山西省見義勇為協會評為「見義勇為一等獎」，獎金3000元。其間，陽泉市礦務局和市見義勇為協會先後資助過他2.5萬元，社會各界也捐贈了5000元。 但是，樊母說，目前為兒子看病已經花費了近20萬元。樊母是名家庭婦女、樊父是名普通工人，根本負擔不起這樣巨額的醫藥費。這個普通的家庭因為四處 借款現在已負債累累，醫院那裏已累欠了好幾萬元，來自見義勇為協會和社會上的資助只是杯水車薪。
“樊文彬來京後第二次手術的費用兩萬元，還是兩個患骨癌的病友湊的。”樊母說，“現在我每天最怕的就是醫院查房的時候，那個時候我都儘量躲起來。其實醫院對我們已經很不錯了，人家也有人家的難處。”樊文彬出事後，樊父一直陪在身邊，再也沒有了每月賴以度日的工資，樊母也把醫保退了。
見義勇為基金會：民間組織力量有限
“樊文彬的情況並不是只有一個，其實在全國，有很多「樊文彬」們都在流血又流淚！”山西省見義勇為協會副秘書長劉天明痛心地說：“協會一直在努力幫助他們，但協會基金非常有限，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據瞭解，山西省見義勇為協會的基金來源主要是社會募捐(包括海外捐款)和政府資助，但來自兩個途徑的錢款都非常有限，目前僅有幾十萬元，算下來全省人均只有3分錢。由於見義勇為協會到現在為止還只是個民間組織，沒有更大的力量來發動企業單位贊助捐款，來自政府的資助更多地取決於 地方財力，這在經濟尚不發達的山西省，無法做到從真正意義上解決問題。
“現在見義勇為基金只剩下幾萬元了。沒辦法，太多像樊文彬這樣的英雄需要資助了。”陽泉市見義勇為協會秘書長王豔照說，陽泉市每天都有見義勇為的事情發生，“我們既為英雄們帶來的良好社會風氣而高興，另一方面，又為英雄們以後的生活發愁。”
見義勇為英雄亟待法律保障
怎樣才能讓英雄們流血不流淚？兩位見義勇為協會秘書長都認為，應該通過立法來保障英雄們的權益。目前，我國雖然有一些見義勇為的相關法規，由於不具備法律意義上的約束力，執行起來非常困難。
北京大學法學院民法學教授、博導劉凱湘認為，見義勇為涉及到兩個方面的法律問題，一是公法的問題，即政府或國家對見義勇為行為的褒獎與鼓勵，二是私法問題，即侵權行為人或者受益人對見義勇為者的民事責任。
劉凱湘說，現在犯罪分子光天化日之下實施犯罪，而周圍人們袖手旁觀的事情頻頻發生，如果政府再不對見義勇為英雄進行有效的保護，社會風氣只會繼續惡化。
劉教授建議，可以設立中央一級的見義勇為基金會，再健全省市一級的見義勇為基金會，政府每年從財政預算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撥入基金會，同時要加強對基金會的監管。見義勇為者受傷需要治療的，所有合理範圍內的必要的治療費用應當全部由基金會負擔。對因實施見義勇為行為而喪失工作能力、喪失經濟來源的，應當一次性或者分期向其支付生活費用和其他補助費用。
關於見義勇為的私法問題，劉教授說，我國的相關民事立法已有較全面的規定，但實踐中往往會出現侵權人和受益人沒有賠償能力的情況，所以，要真正解決見義勇為者的困難，最主要的途徑還是「公法」，即政府的物質性獎勵和救濟。
據瞭解，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早在幾年前就開始呼籲國家為見義勇為者立法。多年來，每年人大、政協會議，都有不少代表、委員上交提案，主張國家出臺一部專門保護見義勇為人員合法權益的法規或條例。但據有關人士說，真正排入立法日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