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ent Ostrom:為什麼二十世紀有這麼多的憲政失敗? （下）
【大紀元3月10日訊】解放殖民地的人民
二十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運動還有一個類似的對應物，這就是西方民主政權結束世界範圍的殖民帝國體系，消除公眾的反抗，和實現非洲和亞洲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成就。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國已為十九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所擊垮，但直到二戰之後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才獲得解放。
在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過程中，主要的手段是民族國家的建立，但所要建立的民族國家全然缺乏同民族性的關聯，民族性體現為語言共同體和與語言共同體相聯繫的關係共同體。這樣，首要的關注點就是擁有主權權力的國家。國家被認為是一個通過行使軍事和警察權力而命令和控制的機器，一套公共行政的官僚系統，一個動員民眾支持的獨裁性政黨。國家和它的行政機構被看作是實現現代化和消除部落主義的工具。
上述思想的基本假定是議會體制將確保政治審議的公開性和對公眾負責。但是，基本的資源可以為軍隊利用以獲得對國家權力的控制。不久，軍事政變就支配了政府的存續，主要資源和生產工具的國有化以及對資金跨國流動的控制也發生了。
在冷戰兩極格局下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援助方式加強了軍事集團的力量，並產生了一種新形式的隱性帝國主義。這種新形式的隱性帝國主義的關係模式，邁爾斯‧科普蘭的《國家的博弈：權力政治學的不道德性》(1969)一書作了很好的揭示。科普蘭描述了一份美國外交官的操作性備忘錄，其中建議軍事獨裁者如何在「革命的」政權中穩固權力的格局。在「隱性帝國主義、掠奪性國家與自主治理」這篇論文中，我寫到：
哪裡解放的努力依靠國家建設以及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概念作為第三世界發展的關鍵，哪裡就有很多機會讓少數人剝削多數人。我們能夠開始理解當今世界人類悲劇的若干根源([1988] 1993, 44)。
如果我們觀察解放殖民地人民和創造自由世界的努力，我們能夠再次應用米洛萬‧吉拉斯的預期和實際表現的比較模型。我們預期民主要被加強，但發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在非洲的不同國家，軍事獨裁盛行，下級官員熱望政變，常規軍事體系之外的軍閥們也變成了國家權力的覬覦者。這些軍閥們掠奪鄉村，徵募兒童入伍，毀滅村莊，迫使人民逃亡。
行使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合法命令和控制關係壟斷者的政府，是不會進行改革的。那麼，我們到哪裡找這樣的人們呢？他們為和自由、正義一致的生產性潛力而奮鬥，他們自我治理的能力得到了實現。
亞當‧斯密在討論人類社會的巨大棋盤時也認識到「每個單獨的棋子都有其自己的運動原則」 ([1759] 1976, 381)。只有當用於確定制度安排的立法原則與推動個人行為的運動原則協調一致時，「人類社會的博弈才能容易地且和諧地進行下去，並且很可能產生幸福和成功的結果」 (同上)。他說，「如果這些原則是相反的或不同的，社會的博弈將悲慘地進行下去，社會必然在所有時候都處在高度的無秩序狀態」 (同上)。
不同的道路
赫南多‧德‧索托在《另外一條道路》這本書中認識到仍然有第三種可能性存在。當所謂的政治家們和其他政治家們在玩著博弈遊戲時，像吉拉斯所說的技師、小業主和商人們可以學會如何對他人有幫助並創造更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在人類社會的博弈中，自利驅動的人們可以學會相互信任，在他們地方社區的範圍內達到自我治理的能力。詹姆斯‧S‧溫施和德萊‧奧羅烏在《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失敗》([1990] 1995)一書中，展示了非洲人民自我組織和自我治理的能力的廣闊可能性。
如果我們將注意力從國家轉到普通人民在他們生活中所做的時，我們能夠觀察到非洲社會的人民在企業家式責任的承擔中，已經展現出多種多樣的創新。在那裡，成為交易場所的密密匝匝的茅屋中有各種企業，普通男女掌握的傳統技藝在其中興旺發展。獵人們手持自製的單發長槍以加強非武裝巡邏的力量，對抗和官方警察力量相勾結的有組織犯罪。在地方性的語言共同體中，私人的和公共的企業家本領都在發展。父母們對教育事業的強烈需求，大學、學院和職業學校的出現，伴隨著自由職業在非洲社會的發展－這種發展是超出了原來非洲人中的手工業行會範圍的。
儘管有坐牢和其他壓制性措施的存在，非洲作家們正在發展一種享譽世界的文學。被普遍公認的作家，Chinua Achebe、Wole Soyinka 和 Ngugi wa Thiong』o等人的文學創作，傳達了啟蒙和承認所有人價值的信息。這些文化成就，為實現人類自我治理能力的反思和選擇，打下了基礎。Adebayo Adedeji 和Bamidele Ayo的著作《人民中心的民主在尼日利亞？：對不同基層治理制度的探索》(2000)，提出了一種適合非洲文明未來的政治科學。
面對非洲許多民族「草根」中的分佈廣泛的發展模式，和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失敗，我們需要對目前人類社會的秩序模式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國家被概念化為合法行使強制性的權力，以保證法律的可實施性，這意味著人類依賴於強力－懲罰的能力－來作為創造一個「好」社會的根本性手段。這樣一種狀況意味者一種深刻的道德困境。惡的手段對實現好的社會來說是必須的。簡單說，人類社會的生活是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對合法強制手段的控制為一些人創造了機會，他們將違法以獲得在法律之上的特殊好處，掠奪這些處於被統治者地位的人們。政變和軍事獨裁的存在意味著壓迫性的政權，即使不是極有可能性，也是很有可能出現的。
其他的可能性存在。這些承受奴役的人們，可以從歷史中為實現自身潛力而奮鬥的人的教導中學習和思考。在這些教導中，亞伯拉罕和摩西講了創世者和創世，上帝之法的形式作為應用於人類關係的普遍法則。在中國儒家那裡也有類似的教誨，治理人類關係的適當法則是教化，它並非逃避浮士德式交易中產生的懲罰。
對於改善浮士德式交易來說，獲得共同的道德判斷標準是一個根本性的條件。在開放的公共探究和審議中，這樣的條件最有可能獲得。公開性、互惠性、和信任對人民能夠自治是根本性的條件。互惠性交易的模式總是伴隨著人們共享的機制。在交易關係中個人的企業家才能依賴於，公共企業家在創造和維持人們共享機制的模式。但是，浮士德式交易的性質帶來的道德困境再一次折磨人們：這些背叛和使博弈的負擔落到他人頭上的人們增加了自己的利益。具有強烈道德共識的社區在能夠減輕對單一命令中心，在控制規則和保證其實施上的依賴。在普遍性的道德標準得到應用的地方，普遍規則就能夠建立法學－關於法律的知識的基礎。不過，各地不同的環境要求財產關係的法律具有可變化的適應性。
開放的公共審議可能最容易在村莊共和國的層次上發生。非洲、亞洲、歐洲、美洲古代的大帝國允許村莊為其長老所治理。在被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上，文化和商業的擴展導致被特許「自由」的城市共和國和商人行會的發展。這些模式不斷擴展，沿著俄國的河流向西，東到大西洋沿岸，並從巴爾幹和北海到地中海，這創造了一個具有多元政治管轄性質的共同的歐洲文明。在新教的宗教改革、宗教戰爭、拿破侖征服和波拿巴‧拿破侖加冕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之後，接著發生的是建立全球性帝國的努力。追求巨大帝國的奮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還持續著，這留給人類一個負擔，找到被政治家們創立獨立自主民族國家所激發的浮士德式交易不同的解決辦法。
歐洲荒涼之地的人們和美國的開拓者們的奮鬥，是要實現文明水平的普遍提高，創立自我治理的憲章，組織民兵以自我防衛，通過開放的公共審議啟蒙自身，發展建立在共同理解共同體基礎上的心靈和精神的習慣。亞歷山大‧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認識到自治的條件是在新英格蘭的鄉鎮中和其他人類社會的村莊中發育的。在反思體現在美國邦聯條款的那種邦聯的失敗時，《聯邦黨人文集》也思考了這個問題。美利堅邦聯的失敗提供了對失敗之根源診斷性評估的基礎，和思考新的方法在憲政共和國建立聯合模式的基礎。這些聯合的原理植根於個人和公民作為民主社會之基礎的根本地位，不同機構間權力的分立並且伴隨每個人可獲得否決能力的公開審議。同獨立技師和學者們正當的探究程序類似，法律的正當程序將衝突變成了衝突解決辦法，並將其建立在自由、正義、創新、追求心智開啟的基礎上。托克維爾說的心靈和精神的習慣同儒家教導所說的「道」是類似的。面臨著人類的許多困境，如公地的悲劇等，對人類來說，仍有潛力學習如何治理公域，解決衝突和發展一種增強問題解決能力的 「道」。
學會自我治理
不幸運的是，瓦爾特‧白哲浩的《英國憲法》([1865] 1964)一書，為象伍得羅‧威爾遜這樣的學者提供了民主的潛力的概念的同時，卻拒絕了《聯邦黨人文集》中的「字面理論」、「紙上圖畫」和其他聯邦主義者提供的解說。美國人民心靈和精神的習慣，托克維爾視為美國民主更根本性的基礎，被忽視了。立憲選擇理論的重要性為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圖洛克1962年的著作重新恢復。對開放社會中共和之條件的興趣，也為卡爾. 玻普爾《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1945] 1963, 特別是第10章)一書所恢復。一位托克維爾的研究者，Larry Siedentop，從事於在歐洲的民主潛力的研究。在《民主在歐洲》一書裡，伴隨著觀察他得出結論：「聯邦主義對歐洲來說是正確的目標，但歐洲並沒有為聯邦主義做好準備」 (2001, 231)。根據上述思考，對漢密爾頓的問題－人類社會是否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建立政府，我的結論是，要肯定性地回答這個問題，只能通過創造互利交易關係的自由企業家的經驗和建立在共享理解之社群基礎上的共同機制。這種關係模式所激發的心靈和精神的習慣產生了這些願望和積極性，傾聽他人，尋找解決衝突根源的方案，學習如何通過對權力關係安排適當的限制來改善浮士德式交易。在創立限權的和重疊管轄的政府中行使立憲選擇權利的公民們，能夠學會怎樣通過反思和選擇建立政府以服務於他們的共同利益。這樣的關係模式產生了自我治理的能力和具有聯邦主義、憲政主義之含義的事物。在這些環境下，你和我這樣的普通人能夠學習運用觀念來精心訂立，作為公民啟蒙和公民社會之基礎的契約。
依賴他人行使政府特權的誘惑總是產生浮士德式交易。關於人類解放或自由世界創造的幻想失敗了，關於奮鬥來實現能夠自治的思想需要重新煥發活力。我們每一個人要在植根於語言社群的生活中學習如何與他人聯合，這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需要承受的挑戰和負擔。民主社會的生存能力依賴於這樣的公民，他們學會了自治，學會了在共享且開放的關係社群中承受啟蒙心靈的負擔。遊行、敲鑼打鼓、高喊口號是不知自治為何物的激進主義者們的行為。認為國家或政府統治的知識分子是嚴重錯覺的根源。我們仍然面臨著這樣的挑戰，即決定人類的社會是否能夠通過反思和選擇建立和保持良好的政府。就人類實現自治能力的潛力而言，我們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人類的易錯性意味著每個人都會犯錯誤。而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所犯的錯誤有時是毀滅性的。在錯誤存在的情況下運用反思和選擇的機會，意謂著人類有從所犯錯誤中學習的潛力。審議的公開性，提出競爭性觀點的自由，以及對競爭性觀點進行批判性審查的自由，意謂著人類在建立觀念的可靠性方面能夠有一定程度的審慎。對學習克服人類易錯性的問題，和人們通過反思和選擇來建立好政府的嘗試來說，這些都是基礎。但是，通過反思和選擇建立的好政府總是依賴於挑戰的自由。在被適當規則制約的限權政府的制度中，在憲法保證的批判性審查存在之下，參加公開的審議是一個向著文明的永恆探索。二十世紀的憲政失敗，給我們以這樣的挑戰，從已發生的錯誤中學習，而不是繼續重複這些錯誤、忍受歷史的偶然、並在追求幻覺中使用暴力。【全文完】
參考書目：
Adebayo Adedeji and S. Bamidele Ayo. 2000. People-Centered Democracy in Nigeria?: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 Systems of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Ibadan, Nigeria: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Afric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Studies (ACDESS).
Bagehot, Walter. [1865] 1964.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Ed. R. H. S. Crossman. London: C. A. Watts.
Beaumont, Gustave de. [1835] 1958a. 「Note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Negro Slaves and of Free People of Color.」 Appendix A in Marie, or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ovel of Jacksonian America.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Barbara Chapman. Intro. Alvis L. Tinnin, 189-21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35] 1958b. Marie, or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ovel of Jacksonian America.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Barbara Chapman. Intro. Alvis L. Tinn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uchanan, James M.,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opeland, Miles. 1969. The Game of Nations: The Amorality of Power Poli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 1969. 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 New York: Praeger.
Hamilton, Alexander, 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 [1788] n.d. The Federalist. Ed. Edward M. Earl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Ostrom, Vincent. [1973] 1989.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d ed.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1988] 1993. 「Cryptoimperialism, Predatory States, and Self-Governance.」 In Rethinking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lternatives, and Choices, ed. Vincent Ostrom, David Feeny, and Hartmut Picht, 43-68.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Popper, Karl R. [1945] 1963.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edentop, Larry. 2001. Democracy in Europ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dam. [1759] 1976.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tro. E. G. West.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This edition follows the text of the 「New Edition」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853 by Henry G. Bohn.
Soto, Hernando de. 1989.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35, 1840]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Wilson, Woodrow. [1885] 1956.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Meridian.
Wunsch, James S., and Dele Olowu, eds. [1990] 1995. The Failure of the Centralized State: Institutions and Self-Governance in Africa. 2d ed.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教授，研究憲政與聯邦主義的著名學者。著有《復合共和的政治理論》和《美國聯邦主義的意涵》等。這兩本書的中譯本已列入《公共譯叢》，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第一本已經面世，第二本即將出版。
－－原載：《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