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提出了一個問題：「人類社會是否能夠真正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 (Hamilton, Jay, and Madison [1788] n.d., 3)。現在距離寫下這些話的時間已有214年了。經過兩個多世紀的經驗，在這新千年開始之際，我們面臨著一項沉重的任務：從事關於建構政府體制，或更廣泛地說，構建社會秩序模式的深思熟慮與自由選擇，以改善人類的狀況。
如果人類有潛力建立更接近在規範的意義上是好政府的治理制度，那麼一些重要的條件就需要達成。這需要有共同的規範探究方法以認識「好」的性質究竟為何。如果人類社會要在連續幾代人中實現和保持上面說的潛力，那麼組成社會的個人和公民們就需要知道在變化著的條件下如何實現自治，這些變化著的條件是和新知識的獲得、生產性的潛能、關係社群聯繫在一起的。如果一些社會實現了這種潛力，其他社會的人們可能因此獲得反思類似潛力的便利。反思和選擇開啟了這樣的可能性：人的條件和人類的未來能夠被轉變，以在所有人中都達到實現自治的能力。這樣的可能性在人類的大部分中還不是現實。
我們需要探索在二十世紀的主要發展模式。我曾經在《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1973] 1989)闡明，美國二十世紀初的一位領導人物伍德羅‧威爾遜如何拒絕《聯邦黨人文集》和其相關著作中的教導，認為它們是「字面理論」 ([1885] 1956, 37)和「紙上圖畫」 (同上, 31)。威爾遜自己的創造體現在國際聯盟之盟約的設計上。國際聯盟是現代聯合國的對應物，但是因為忽視了早期美國聯邦主義者政治理論的診斷，它在應對上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的挑戰時失敗了。威爾遜的政治家眼光實際上處於一種詹姆斯‧斯科特在一本書中所揭露的幻覺當中，這本書叫《像國家自己那樣觀察：一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確定方案是怎樣失敗的》(1998)。那些不能看到個人具有自治之潛力的人們太容易陷入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稱之為的「體制化精神」，把其他人視為生活之棋盤上被動的棋子，要由體系的掌管者來移動，他們則視自身為象國家自己那樣觀察和行動的政治家。
這樣的幻覺又被對帝國的渴望所加強，使歐洲的主要民族深受折磨。法蘭西共和國的幾部共和憲法草案可以放進復活了的集權政治和拿破侖式帝國的政體形式中。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她69年的生命中共更迭了98屆政府。站在國家角度上觀察和行動使歐洲人和其他民族在塑造社會生活時成為機遇和強力的犧牲者。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棋盤
卡爾‧馬克思斷定社會就像棋盤，其形態為其生產方式所決定，社會生產方式決定階級鬥爭為社會的發展動力，它導致資本家取得對社會的統治權並為自身的利益而剝削工人和剝奪其他人。懂得上述社會發展規律的革命家們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反對他們的壓迫者，掌握國家機器，控制私人財產權，最終毀滅他們的壓迫者，並創造一種導致國家最終消亡的社會生產方式。伴隨著俄國革命的成功，這些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公式的人們承擔起了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努力。
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米洛萬‧吉拉斯，發現自己為革命運動領導人的行為模式所深深困惑。在《新階級》一書中，吉拉斯得出了下述結論：
在蘇聯以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的一切和領袖們的預測相去甚遠，即使領袖們中的卓越人物如列寧、斯大林、托羅茨基和布哈林的預測也不例外。他們預期國家將很快消亡，民主將得到加強。但所發生的事情恰恰相反(1957, 17, 黑體字是我的強調)。
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預計資本主義財產權的廢除將導致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出現。但是，相反，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被創造出來了，他們履行具有舊時統治階級官僚政治之特性的行政管理功能；而且他們同時還履行具有獨裁政治之性質的功能，這一獨裁政治是由作為先鋒隊投身於改天換地革命事業的共產黨所支配的。
傳統的國家理論，追隨霍布斯，困擾於一種統治者－被治者關係中，這種關係認定主權者行使控制和命令社會的基本特權。在治者－被治者的結構中，具有等級－命令式的官僚行政被認為是維持法治的一個方法，而法律本身又處於主權者的超級權威之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公式中，國家權力通過生產資料國有制行使對社會之生產性潛力的控制。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是實現人類解放的真正科學的論斷，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對壟斷信息和教育機構。
同人類解放的實現相反，吉拉斯認識到共產黨在變成「從舊日的被剝削階級誕生的新剝削和統治階級」 (同上, 42)。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出現了，繼續進行對工人的壓迫性控制，在對統治集團不滿的人們中清除異見分子。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來創造一個完美社會的狂熱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幻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執行國家管理職能時變成了新的壓迫者。
在《不完美的社會》(1969)一書中，吉拉斯反思了 他個人艱苦的思想歷程，包括對他作為一名獻身共產主義的黨員所堅持的信仰的重新思考，和對可能的改革做的診斷性評估的努力。實現改革的努力本來就應該隱含著，對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好」但「不完美」的政府之可能性的肯定回答。吉拉斯的判斷是否定性的。舊的政治和行政結構再加上佔主導地位的國家所有制模式阻礙了實現改革所需要的努力。依賴於生產資料國有制和工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式企業，不能產生一個生產性的社會。按照吉拉斯的說法，人類知道怎樣忍受邪惡，但擁有自由的工作者的精神才永遠不會向邪惡屈服。順從的工人們不會實現生產性的潛力。
吉拉斯預言，更長遠改革的實現將取決於兩個條件，共產主義的瓦解和在小型加工業、服務業和商業自由工作者中誕生的中產階級的出現。獨立的技師、小業主和商人具有生產性的工作精神，他們為了顧客的滿意，在機會降臨時根據他們自己的判斷標準來追求利潤。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我治理的。改革的過程更多依賴於在長時間中歷史的自發演進而非有意識的設計。演進性的變化是改革的一個重要補充。
吉拉斯得出結論，一個非暴力的完美社會是不可能的但一個更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卻是可能的(同上., 257)。但是，在南斯拉夫極度行政控制和經濟自治的結合，在不同地區間造成了極度不同的地區性目標。
…… 對斯洛文尼亞人來說，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經濟；對克羅地亞人，則是克羅地亞的自主國家權利；馬其頓人追求智識發展的機會；塞爾維亞人中有兩個完全相反的目標：一個或多或少是統一的國家的保存和完全脫離南聯盟的願望(同上，213)。
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第一種塞爾維亞人的目標－保存一個統一的國家，導致了其他共和國從前南聯盟的脫離，最終使塞爾維亞徹底孤立。強力和歷史的偶然機遇充滿了所謂「南斯拉夫」的創立和消失。極權主義的領導人佔據了克里姆林宮的皇帝寶座，前蘇聯最終解體了。克里姆林宮的新領導人宣稱統轄一個俄羅斯聯邦，但是聯邦的立約者們不為建立在信念基礎上的契約所制約，這只是一個聯邦的偽裝物。一個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仍然是很容易失敗的。 ──轉自《右派網》(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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