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三月一日《新世紀》網發表特稿《朱健國建議停開兩會》（原題《一條新聞建議停開「兩會」》，許多媒體轉載，海內外讀者紛紛對我表示支持和關心。也有人質疑，以「有中國特色」的大陸現實，要真正實現「全面推行進行人大代表的競選和普選」，改變「被層層機關『安排為人大代表』」的局面，恐怕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在這期間，若真的停廢一個可以集各地代表集中議論國是的全國性會議，也不能說沒有遺憾與損失，可有什麼便利改造「兩會」的過渡方法？
「公車上書」與近代政治起點這問題讓我想到了「公車上書」。漢朝時朝庭時興用車馬接送被徵舉的讀書人，爾後，「公車」成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一八九五年春，康有為、梁啟超同各省舉人雲集北京參加會試。期間突來《馬關條約》消息，震驚全國。各省舉人先後到都察院請願，反對簽約。康有為抓住機會起草了上皇帝萬言書，聯合十八省在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簽名，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請求都察院將上書代呈光緒皇帝，但遭到拒絕。「公車上書」雖然沒有成功，但上書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許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資產階級維新改良的綱領，在全國迅速流傳。「公車上書」，成為維新思想由書生議政、輿論宣傳發展成為社會請願、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的起點。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宣傳維新變法的政治團體強學會，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的「戊戌變法」，乃至後來的「辛亥革命」，都有「公車上書」的巨大影響。
自一九○五年廢除科舉考試，中國士人似乎再沒有「公車上書」的機會了。不過從全國各地代表雲集京師議政這一角度來看，各類「國民代表大會」似有取而代之「公車上書」之功能。以今日中國大陸的「兩會」制度來看，就不乏「公車上書」之基礎。
關鍵是體制內外的合力
據史學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考證，「揆諸檔案，最早反對簽約的，不是舉人，而是大批現職官員。外省官員以封疆大吏為主，欽差大臣劉坤一四月十六日得知消息，立即電奏反對。然後，山東巡撫李秉衡、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河南巡撫劉樹棠、湖北巡撫譚繼洵、署理台灣巡撫唐景嵩、江西巡撫德馨、廣西巡撫張桂聯、福州將軍慶裕、福建巡撫邊寶泉、陝甘總督楊昌睿、陝西巡撫鹿傳麟、署理山西巡撫胡聘之、廣東巡撫馬丕瑤、盛京將軍裕祿、吉林將軍長順、署理吉林將軍恩澤、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等大員都紛紛上奏。據不完全統計，京官中，反對簽約的宗室貴胄及二品以上大員有十餘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權的官員有五十餘人次；沒有奏事權的低級官員，達五七五人次之多。顯然，各級官員才是反對馬關議和的最有影響的主體。」
「在官員們上奏的影響下，剛參加完會試，正在等待發榜消息的各地舉人，也激於愛國熱情，上書反對簽約。按照清制，舉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寫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舉人的上書。以康有為所稱都察院拒收其上書的五月二日那天為例，就轉遞了湖北、江蘇、河南、浙江、順天、山東、四川等七省舉人的公呈，共計八批，簽名者三一一人。這樣的轉奏，直至五月八日方才結束。」
這裡，我們撇開姜明先生關於「『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對歷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騙」、「康有為所稱都察院拒收其上書」是「假新聞」之論不考，可以先研究一個重要史實：所謂「公車上書」之功績，其實是由體制內「大批現職官員」和「體制外」舉人士子合力而成。
而今日所謂「兩會代表」的主體，正是官員和士人（知識分子）——人大代表多是官員，政協委員多是知識分子或「學賈」。這固然說明雖然經過了一百多年的變革，中國人議政的基本力量仍是官員和士人，沒有依現代民主社會的要求廣泛擴展到市民工農商人，讓人悲哀不已，但也提示人們，既然如此，何不設法讓假民主的「兩會」向「公車上書」的「兩會」方向努力呢？
「賈主席」與「假主席」
據中央電視台三月四日新聞頻道「兩會報道」，一些「政協委員」在發言中常常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為「賈主席」，讓一些人聯想到「假主席」，暗暗發笑——全國政協既是一個「花瓶」，其主席焉能不假？「假主席」之影射是否有意為之，固然有待考證，但眼下許多官員常常在酒席宴會相互傳播「政治笑話」與「腐敗段子」佐酒，卻是人皆可證的。而今官員們甚至常常互發一些這樣的「手機短信」：「升不了官——咱是寡婦睡覺——上面無人；官位不穩——咱是小姐睡覺——上面老換人；天天煩惱——咱是與老婆睡覺——自己人搞自己人。」「當官靠後台，掙錢靠胡來。真理在報上，清官在戲台。」「上午，你說我、我說他。中午，你吃我、我吃他。下午，你贏我，我贏他。晚上，你摟我，我摟她。」「村級幹部喝燒酒，說騷話，做騷事；鄉級幹部喝白酒，說白話，打白條；縣級幹部喝啤酒，穿皮衣，搞批判；地級幹部喝黃酒，亮黃牌，看黃碟；省級幹部喝紅酒，伴紅裙，收紅包；國級幹部喝洋酒，說洋話，泡洋妞。」「一請就到，一喝就冒，一捧就笑，一給就要，一苦就叫，一勸就躁，一批就跳，一查就倒。」……
這說明「在職官員」們也多對「現實不滿」，只是還沒有出現「新《馬關條約》」之類大事件，讓他們放棄「明哲保身」，奮起「電奏反對」。但從中國近年「群體事件」頻發和「台海關係」日益緊張的趨勢，中國隨時可能出現「新《馬關條約》」。一旦出現，「兩會」就可能成為「公車上書」，導致「強學會」、「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如果堅持不改革「兩會」，拒絕「全面推行進行人大代表的競選和普選」，「兩會」勢必突然成為新時期的「公車上書」。
到底是平穩地民主改革「兩會」好呢，還是讓「兩會」成為新世紀的「公車上書」引發社會大動盪有利？
我們應該仔細進行「成本核算」。
於深圳「早叫廬」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３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