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先知的命運是這樣展開的：先被譏諷，後被冷落，人們直到山窮水盡，才再次想起他，而這恰恰是弗裡德利希·馮·哈耶克一生的總結。今年5月8日，是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思想家的百年誕辰紀念日，我們在此謹致敬意。
在西方自由主義或政治哲學的領域中，哈耶克是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他不僅是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學術團體「朝聖山學會」的創始人，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還是與凱恩斯針鋒相對的理論對手，更是預言形形色色干預主義可怕後果的先知。
1940年代，干預主義紅極一時，存在主義鼻祖薩特，飛身到蘇聯取經；一代哲人羅素，對蘇維埃的計劃經濟無限憧憬；歐洲各左派政黨紛紛順利上台執政；英國、法國的國有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北歐的福利主義所提供的「人類關懷」羨煞旁人……一時間，計劃經濟、凱恩斯主義、福利主義、國家干預主義，都成了美好社會的代名詞。
1945年，在學術上正青雲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認識到干預主義理論的謬誤，並對世界廣泛實踐這些錯誤理論的前景深感憂慮，奮筆疾書，寫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設……如果人類放棄自由主義的精神，想憑著良好的意願，自以為是地去計劃、設計社會，必將把人類引向深淵。」
由於牛頓物理學的空前成功，知識分子們普遍堅信，既然控制和計劃在科技領域行得通，也就同樣可以借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哈耶克卻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比自然科學遠為複雜，由於知識總是分散地掌握在每個個人手裡，所以對人類社會或經濟事務作大一統的計劃，注定要失敗。在《致命的自負》中他寫道：「要人類意識到自身認識能力非常有限，與要人類增加對自然的認識，兩者不僅同樣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後者困難得多。」
哈耶克不僅反對極權主義，也反對福利主義；他不僅反對計劃經濟，也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他反對的目標是如此之多，處處樹敵，使他一夜間變成知識界異端，名譽掃地，一些著名學府拒絕聘請他任教，他不得不離開歐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較為自由的美國，他也只能輾轉在大學裡謀到一個不太對口的位置。
哈耶克當然沒有氣餒，在一些行事低調的富商的資助下，他不僅繼續埋頭著述，還將分散在各個大學裡受左派勢力排擠的學者團結起來，創辦了著名的「朝聖山學會」，不僅交流學術，還互相勉勵。這個學會的核心會員，不僅有馮·米塞斯、弗蘭克·奈特、卡爾·波普爾等老一輩學者，也有米爾頓·弗裡德曼、喬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加裡·貝克和張五常等新生力量，可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哈耶克一生經歷坎坷，聲譽大起大落。愛他的人，視他為指路明燈；恨他的人，視他為惡魔怪獸。丘吉爾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話，反對對手工黨的國有化計劃；撒切爾夫人大學時期就讀過《通往奴役之路》，到執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往政策研究員面前一放，說道：「我們信這套」；而布什總統則給哈耶克頒授總統自由勳章，表彰他的學術貢獻。
另一方面，從50年代開始，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則指派專人，不斷撰寫批判文章，清除哈耶克的「毒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年輕學者在研讀哈耶克的著作後，竟被深深地折服了。這些人中包括了冷戰結束後領導國家改革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和捷克總理克勞斯，克勞斯回憶道：「當年在圖書館裡秉燭夜讀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國學者就將哈耶克的著作譯出。可惜當時這些書只能是「內部讀物」，只是專供學者批判使用的「毒草」標本。直到80年代末，哈耶克的論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才真正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去年，國內又出版發行了鄧正來翻譯的《自由秩序原理》，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在北京開壇宣揚哈耶克的思想，被國際學術界視為我國解放思想的新里程。
是的，未必條條大路都通向羅馬，但一個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榮的原理，那麼他或早或遲，都必定要走過哈耶克這扇大門。
原載薛兆豐主頁：制度主義時代 www.stevenx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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