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風靡中國大陸，形成權貴經濟，為害甚烈，必須進行專項治理。
「政績工程」是掠奪性權貴經濟
政績工程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太大，已經形成權貴經濟。據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中國投資決策失誤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資金浪費損失大約在四千億到五千億元。各種各樣的政績工程都有可能為一些地方官員中飽私囊鋪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權貴經濟。政績工程主導型經濟在少數地方已經演變成典型的雙向掠奪經濟：一方面是掠奪自然資源，大量圈地卻拋荒無數，工廠竣工之時即是停工之日，土地價值無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則是對普通百姓的掠奪，野蠻徵地、野蠻拆遷已成為社會基層最主要的矛盾。早在二００三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就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二萬億元的損失。」這種慷國家、百姓和子孫後代之慨，謀小集團私利的權力資本化行為，在製造出虛幻的ＧＤＰ的同時，無疑也在給中國的未來埋下定時炸彈：腐敗、低效、貧富差距拉大、資源與環境的污染、破壞以及土地和其他各種資源的閒置浪費等等。這些觸目驚心的現實，已經釀成嚴重的社會危機。
這些年，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個部門幾乎都在熱衷於搞投資損耗極大、華而不實的各類政績工程。近幾年來媒體曝光的典型事例層山不窮。一個縣級市的廣場竟然只比天安門廣場小三平方米；一個鄉鎮的辦公樓居然同天安門相似。發達地區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貧困地區也在搞。西部某貧困市二００三年八月剛投巨資建成的廣場，因新來的領導認為標準不高，二００五年十月中旬又扖掉地面彩磚重新建設，新建設總投資達一千多萬元。
現在對政績工程，還有種種歪理為其辯護：一是「交學費」；二是「個人沒裝腰包」；三是「出發點是好的」。這些歪理助長了政績工程的蔓延，一些地方官員把太多的心思和工夫用在塑造自己的形象上，把工作變成了裝腔作勢的「作秀」，把任期內的政績工程當成升官晉級的敲門磚。轟轟烈烈上項目、淒淒慘慘收場子。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人升了官，損失的是國家、集體和老百姓的利益。
事實上政績工程同腐敗是「兒女親家」。政績工程為腐敗分子提供了土壤和條件，腐敗分子大多是搞政績工程的高手。如王懷忠在安徽省阜陽市主政期間，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透支了阜陽市至少十年的財力！
政績工程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損失，其普遍性又是那麼嚴重，實在難以忍受！
治理「政績工程」需有方
政績工程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同於對其他領域的專項治理那樣單一，需要綜合治理才行。
首先，政績工程是地方政府的任期制度逼出來的。他們為官一任、主政一方，按法律規定任期也不過五年，有的一兩年就變換位置。要在短時間內幹出實實在在的政績談何容易。於是，急功近利地大搞政績工程便成了獲得「政績」的首選。因此，要對政績工程進行專項治理，首先要對地方政府官員任期制度進行改革。
其次，不合理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誘導出政績工程。搞政績工程的人，能受到表揚，得到晉升，虛假政績成了一些地方官員撈取政治資本的重要載體。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這種心態的引導下，花納稅人的錢大興土木為自己青雲直上鋪路架橋也就不足為奇了。
面對層出不窮、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曾經有學者提出要反思我們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機制，這是一個頗為中肯的建議。事實上，正是不夠完善的官員考評機制才讓越來越多的官員在畸形政績觀的引導下熱衷於政績工程。只有當教育、醫療、住房等事關百姓利益的「政績」成為上級考察一個地方工作成就的重點時，對政績工程的專項治理，才能見到成效，形象工程才會有壽終正寢的一天。
再次，問責制的不到位助長了政績工程的蔓延。要杜絶「形象工程」，就必須加大問責制的力度，釜底抽薪，也就是要讓熱衷於搞「形象工程」的人不僅不能從「形象工程」中得到好處，還要為之付出「代價」──當「代價」或曰「成本」高到不但邀不了功請不了賞，還要身敗名裂時，那麼恐怕誰逼他也不會去做了。靠什麼搞高「成本」？就是要認真落實「問責制」，這才是治本之策。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７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