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學校軍訓團藍幹事的桌面上見到一份《申述書》，是學校原教導處龐主任寫的。內容是為自已因「歷史反革命」之罪名被押送回鄉而作的辯解與要求。該教導主任的這一「身份」，在66年7月運動之始由「內部掌握」而被公開。
我當時20歲，66屆高三畢業，因「史無前例」的到來而留校「革命」。見到這份《申述書》，立即與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右傾翻案」的論述聯繫起來，（當時是「楊、余、傅事件」之後），想到了「緊跟」。所謂「緊跟」，就是「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之謂也。一天晚上，我糾集了幾個「戰士」到教工宿舍及學校的當眼處，刷上了幾條「不准龐**翻案」諸如此類的標語。然後煮糖水吃去了。
幾天後，竟然傳來了龐主任的死訊，他是被「主義兵」打死的。據軍訓團藍幹事說，頭天晚上，「主義兵」把龐主任叫了去，一夥人圍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見人不成了，急忙從牆頭拖過去，扔回家裏就跑了。龐主任當天晚上就嚥了氣。
這就把人打死了啊！？開始時我是感到了某種震驚。但是，在當時打死個「地、富、反、壞、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藍幹事壓根就沒有往上報呢，估計上頭也不要求上報。我內心稍萌的「罪惡感」很快就平息了。
為首打人者鄭某，我的同屆鄰班同學。鄭某「根正苗紅」，頗得「政治」眷顧，在校學生竟然去當過「四清運動政治學徒」；文革狂飆掃到學校，則榮任「文化革命工作隊」隊員之職。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據稱是「叛徒」。鄭某就從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鄭某，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犯下了彌天大錯。
打人者鄭某，下場亦甚悽慘。80年代初曾在某國有大公司黨政部門工作，後因此事被揭發，受到了處分，隨後患上了不治之症，終年不及四十，他受到了上天的懲罰。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一個普通的中學也變成了「絞肉機」。二年多的時間裏，「非正常死亡」的學生有七人，教師有四人。《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枉死的龐主任，打人者鄭某，以及「有幸」降生在這一年代的人，哪一個不成了擺在聖人神壇前的「用草紮成的祭祀用的狗」（芻狗）呢？
我把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已也從毛頭小子到瞭望六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將會湮滅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當時的無知，「主義兵」或者不會知道有人在 「翻案」，事情有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雖然龐主任很難躲得過隨後「清理階級隊伍」的屠戮，但事情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清夜捫心，深感痛疚，我詛咒自已的過錯，詛咒這一年代。願龐主任在天之靈安息！
(以上文字發表於2000年6月2日《南方週末》，發表時黑體字被刪去。現稍加整理恢復)
這是一則「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故事的現代版。
80年代初，學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師的情況，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學，我也知道了。本來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說清情況了。但是，我怕影響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沒有主動前去。雖然可以用「當時環境」作遁詞，卻實在是再一次對不住死者了。
在此一併懺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