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北大精神歸來兮!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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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8日訊】北大精神是什麼?許智宏校長在今年4月28日校友返校時,引用了北大歷史上四位先賢的名言,包括蔡元培(見圖)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來闡述北大精神。我認為,蔡元培老校長說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是對北大精神的最好的概括。

蔡元培對北大精神身體力行,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就是這一精神的集中表現。此後三十多年,北大一直是令人矚目的自由園地、民主堡壘(包括西南聯大時代)。學生可以自由成立社團,研究問題,發表意見,開展活動,各擅其長。通過這些活動,學生們擴大了見識,拓展了能力,並且接受現代意識的薰陶,可以成為全面發展的知識分子。這正是「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體現。其實,不止是北大,當時的很多大學也在不同程度上貫徹了這個精神。蔡元培先生說它是「世界各大學通例」,開明的大學校長都懂得這個道理,不過北大堅持比較徹底,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罷了。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北大自身的精誠團結。蔣夢齡前校長曾說:「一個大學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三派勢力中最活躍的當然是學生,他們是歷次民主運動的主力軍。另兩派勢力,特別是教授,為推進民主運動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在解放戰爭時期,每次學生民主運動都得到教授的大力支持。他們或發表宣言、聲明,或應邀參加集會講演,或接受訪問表態,總是站在學生一邊,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1948年9月19、20兩日,北平市特種刑事法庭開出黑名單,以「匪諜」罪嫌傳訊北平各大學的325名學生,其中北大93人。從19日起,北平市軍警就緊緊包圍了北大的各個校區,但在胡適校長和陳雪屏訓導長、鄭天挺秘書長的周旋與回護下,直到六七天後軍警撤走,校內沒有一個學生被捕。只有農學院幾個沒有列入黑名單的同學在校外的路上被抓走,後來也被校方保釋出來了。

這種三方(校長、教授、學生)一致的情況,在1949年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從1950年開始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消滅了除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外的所有學派的合法存在,摧毀了「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大學精神;1952年的院系調整,把原來的經過多年實踐是比較科學的大學體系和結構,全部打亂重組,進一步剷除了大學精神賴以存在的人文條件和物質基礎。經過1957年和文革及1989年的血雨腥風的洗劫,更使這個大學精神蕩然無存。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把大學教育全部納入一黨的絕對統治之下,三派勢力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這個黨的統一領導。從而,使大學出現三種明顯的轉化:第一是黨化。在教育內容上,把政治思想課作為主課,灌輸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但由於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學生明知課堂講授和社會實際的巨大差異,但為了分數,又不得不死記硬背那些虛假的說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虛偽的學風和校風。在組織體繫上,黨委書記成了學校的最高領導人,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必須聽命於系和室的總支書記或支部書記。1957年「幫助黨整風」期間,有些老教授就反映,有些學生中的黨員原來對教授還比較尊敬,畢業後留在系裡當支部書記,很快就變得盛氣淩人,對老教授頤指氣使,橫加批判。轉入反右以後,提這些意見的教授,幾乎都被認為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後,再也沒有人敢於對黨化教育和黨的領導說三道四了。

第二是官僚化、衙門化。首先,盛行官本位、等級制。學校有級別,行政人員也有與官僚機構相對應的級別。凡是「長」字號人物,無不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其次,顛倒了行政與教學的關系。這兩部分人本來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管錢管物的行政人員,應該是為教學與科學研究服務的,可是現在卻成了官民關係,養成了一種官僚作風、衙門作風。有些辦事人員成為對教學與科研人員管卡壓的老爺,教師辦事要看他們的臉色,受他們的氣。有一位蜚聲海內外的老教授,就因為晚上發病要不來汽車,未能及時治療,不幸去世。再次,同一切官僚衙門一樣,機構臃腫,冗員繁多。在加強管理(而不是加強服務)的思想指導下,有些部門的職能被扭曲,增加了不少的人員。如保衛部門的職能,主要應該是保衛學校的安全,特別是教授和學生的安全。但他們卻把重點放在堵塞學生的思想自由上。像防小偷一樣防備著學生和教師裡的「不同政見」。

第三是市場化、商品化。這是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九十年代所謂「教育產業化」的惡果。在改革的洶湧大潮推動下,同許多大學一樣,北大也辦起了一些企業。這當然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實現了科技和實業的結合,對於推進科技產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緩解學校的財政困難,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教育產業化」口號的推動下,學校市場化,教育商品化。拜金主義的辦學方向,在教師、職員和學生中間造成了追求物質享受的傾向,追名逐利,甚至不擇手段地損人以利己,假學歷、假論文也有所發現。

在上述「三化」影響下,原來的三派力量,即校長(還要加上行政人員)、教授、學生的精誠團結已經不復存在。相反,在淩駕於三者之上的黨組織的操控下,全校黨政機關都站在學生和教師的對立面,成為扼殺學生民主要求的兇手。1957年的「519民主運動」、1986年的「自由化高潮」,1989年的最終導致血流長街的民主運動,學校當局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腳色,「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北大精神,早已被他們踩在腳下。雖然如此,在北大的校園裡,在莘莘學子中間,卻潛藏著、散發著被踐踏、被拋棄的北大精神。從1957年到1989年的民主運動的波浪起伏就是最好的證明。即使是1989年的大屠殺,也沒有根除北大精神對學生的影響。前不久我讀到錢理群教授在學生社團「時事社」紀念創立10週年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朗讀了「時事社」10年前在《時事》雜誌試刊號上發表的文章《尋找真北大的聲音》:「一切的大興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榮的。可是我感覺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只有壓抑的感覺,因為三角地上只有培訓和招聘廣告了,因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的情侶了,因為圖書館裡只有一張張透出英語單詞和微積分的麻木的臉孔了,理想和責任感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缺席了。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北大嗎?怎麼我聽不到五四的吶喊,怎麼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點江山,怎麼我看不到熱血沸騰的青年,怎麼我感受不到心憂天下的責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個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斷發達,但他總也立不起來。」文章最後表示:「為北大,為中國,撐起一方理想主義的天空,讓你聽到真北大的聲音,讓你感受到多少年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請看,這些對北大精神的叩問,這些繼承和宏揚北大精神的決心,不就是10年前的北大學生嗎?他們沒有被8年前的槍彈和鮮血的暴力鎮壓所嚇倒,也沒有被風靡全國的拜金主義所俘虜,卻孜孜不倦地追尋著遺失的北大精神。10年過去了,「時事社」的社員大概也換了好幾茬。在紀念建社10週年的時候,他們請錢理群教授來講話,而沒有請那些認為「反右有理」的孔子後裔或反對改革的毛派教授,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正繼續沿著10年前的方向前進。我深深地相信,有了這樣的學生群體,北大精神之火是不會滅的。

但是,對於要爭取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來說,這一點點火苗是遠遠不夠的。要實現這個目標,關鍵不在於蓋多少房子,招多少學生,而在於有沒有「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傳統精神。只有恢復這個北大精神,三派力量才能團結在這個精神裡面,使北大融入世界,為國家培養出一流的人才。許智宏校長在校友返校時引述蔡元培先生的話,說明他對北大精神是有所領會的。但是,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他作不了主。在1949年以前,蔡元培、蔣夢齡、胡適等這些既有學識、又有良知的校長,還可以為學校的獨立和學生的利益同執政當局抗爭,當局也無奈他們何。但1949年後,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社會一切領域都「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下,大學校長卻完全喪失了與當局對抗的勇氣。因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北大精神,是同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不相容的。宏揚北大精神,就意味著對這個專制體制的挑戰,這是專制體制和代表著這個體制的政治勢力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要恢復這個北大精神,就必須改革現行的專制體制。只有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北大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傳統精神,才有可能得到恢復,並且進而發揚光大。作為「北大人」,不論是在職的教職員工、在學的學生,還是已經離校的校友,都有雙重的責任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是為了社會得以和諧、健康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為了恢復北大精神,使北大真正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

但是,學校當局在現行體制下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無所作為的。問題在於是否認識到,「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精神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能不能同學生和教師站在一起,追尋失落的北大精神,並努力恢復和發揚這一精神?如果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並敢於承擔起這個光榮的歷史使命,那麼,有所作為的機會和課題還是很多的。即使被有關當局否定,只要提出學校自己的建議,也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進一步明確地宣佈「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是北大的精神所在,並在各項工作中認真貫徹;設立公民課,加強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教育;通過自由選舉,成立學生自治會,讓學生在民主實踐中學習民主,黨團不得幹預;本著「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精神,重新編寫校史;精簡機構,在行政人員和黨務人員中進行為教學服務、為師生服務的教育;承認在1957年的民主運動中執行了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向所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師生道歉;與有關方面協商,在紅樓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旁,建立「五一九民主運動」紀念館,收集包括受難者生平遭遇在內的有關史料;聲明不久前拆除三角地不妥,開闢新的民主園地,為學生提供自由論壇;為1986年、1989年民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學生平反;恢復焦國標的教學工作;將歷史上對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貢獻而被錯誤處理的校友,如羅章龍、揚帆、林昭等,列為榮譽校友,在未名湖畔樹立林昭記念碑;把司徒雷登的墓遷入北大,並勒石紀念他對發展中國教育和建設燕京大學的貢獻;等等。這些作為,都可以體現「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傳統精神。當然,要實現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其中多數不是學校當局力所能及。但是,一方面,我們應該「取法乎上」;另一方面,現在做不到的,可以創造條件,逐步推進。

恢復與發揚「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北大精神,是所有「北大人」的光榮責任。在學校當局無動於衷的情況下,在校的學生、教師和離校的校友,應當有所作為;特別是校友,可以在校外發出呼聲。進一步展開來說,恢復與發揚北大精神,不僅是北大一個學校的事情,它對發展和完善大學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甚至對推進民主革命,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它值得一切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關注。讓我們一起吶喊:「北大精神歸來兮!」

(根據12月20日下午的一次座談會的發言擴充整理而成)

2007年2月27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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