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來臨前，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鐵流等人發起的「總結歷史教訓、開放言禁、賠償損失」的公開信，陸續在一些省份得到呼應，並終於促成了4月6日在北京召開的「反右鬥爭」五十週年紀念會議。這些古稀老人的呼籲並沒有得到政府的積極對待，相反，公開信發出之後，呼籲信的簽名人卻遭受退休前工作單位或警方的壓力，不久前，重慶警方仍上門警告蔣文揚先生，聲稱這樣的簽名「對你們不利，後果不好。」而在 4月6日的會議期間，「一直有兩輛身份不名的汽車跟蹤守侯」。
這種威脅並不出人意料。五十年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兩代人的時間，我們並沒有真正走出一九五七年；五十年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兩代人的時間，我們的「政治文明」程度幾乎仍在原地踏步。黑髮已成白髮，朝氣蓬勃的青春少年已成耄耋老人，政治迫害現象仍大量存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僅僅因為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參加鳴放（有些受害人甚至連鳴放都沒參加），就從一個正常的社會人淪為地富反壞右之一分子，並在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受盡屈辱，其中的痛苦與辛酸，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自然知曉，即使年輕一代讀者，也可以從戴煌、陳奉孝、曉楓等人的著述中，瞭解到老一代人所受的折磨。
政府動用警察力量對簽名活動進行威脅的做法，說明在可預見的未來，右派公開信中的要求，仍然只能是孤獨的吶喊，而無法達到它所要求的實際效果。五十年過去了，右派們仍然討不來一個公道。人類文明的進步，歷來就是以巨大的痛苦為代價而姍姍來遲的。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但正義卻往往是那些身陷困境者的心理慰籍，對有限的生命來說，正義概念可能是空洞的，但誰能逃過歷史的審判呢？
除了反右的歷史遺留問題之外，文革、民主牆、六四、法輪功等人權迫害，同樣是這個時代的隱痛。無論是客觀公正的評價，還是對人權受害當事人的賠償，在統治者和官方控制的媒體而言，都是諱莫如深的話題。
而在海峽對岸，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關於二‧二八的討論比比皆是。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同樣經歷了艱難而漫長的過程：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之際，陳永興等人組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並走上街頭，從此以後，「二‧二八」在台灣不再是聞之色變的最大禁忌話題，就連許多長期保持沉默的人士和對政治感到冷漠的知識分子，都開始跨出禁區，重新面對歷史，思考現實。1989年8月19日（此時，北京的六 ‧四槍聲剛剛響過），嘉義市公園立起了全台灣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民間要求當局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漲。1991年1月17 日，台灣當局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以處理該事件的相關善後問題。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活動在台北音樂廳舉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來告慰亡靈，悼念死難者，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李登輝出席致詞。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二‧二八」紀念和平公園落成，李登輝代表當局向受難者及其家屬道歉。4月7日，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1995年12月18日，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受難者賠償撫卹事宜。至此，用了四十八年的時間，實現了對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受害者的補償，但圍繞二‧二八事件的學術討論和政治行動並未因此結束，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之際，綠營提案要求把「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名稱修正為「賠償」，並獲藍營認可。事實上，有關二‧二八的議題，每每成為綠營向藍營施加政治壓力的法碼，顯示二‧二八問題在台灣不僅是一個歷史話題，這是因為，只有在一個專制體制之下，才會發生二‧二八這樣的慘案並且長期無法被公正處理，而主導鎮壓二‧二八的中國國民黨，仍在為當年的鎮壓承受代價。
同樣五十年的時間，台灣社會早已完成對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評價，在大陸，別說重新評價，就連反右話題都無法廣泛展開，更不用說時間相距較近的文革、六‧四等話題了。由是可見中國大陸的社會文明程度遠遠落後於時代。這足以使我們認識到，對大規模人權迫害行為的公正評價與賠償，往往要以民主化進程的開啟為前提，當然，從另一方面講，每一次面向統治者和全社會的平反和賠償呼籲，將會成為啟動民主化變革的動力組成，也就是說，歷史的再評價與民主化變革相互助益，正是在這意義上，右派們的呼籲，即使無法獲得正面積極回應，仍然是極具價值的。
在台灣，關於二‧二八的看法眾說紛紜，按照馬英九的說法是「官逼民反」，馬英九的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官方侵佔和騷擾下，也許六十年前的台灣居民確實有過激烈的反抗活動，但誰能說出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或者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有什麼反抗？沒有，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直到槍聲響起之前，學生和市民都完全遵循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只是在血腥的坦克開上大街並公然殺人之後，才有了零星的自發抵抗。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無論反右還是六‧四，作為被迫害者的主體，他們所做的，只是一些口頭上的抗爭以及遊行靜坐等溫和行為，屬於和平表達主張的範疇，也就是說，作為歷次人權迫害運動的受害者，幾乎全是被冤屈的，他們的行為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從《共同綱領》以來的每一部憲法，都明確無誤地規定了公民的言論、集會等權利。
更加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在反右和六四事件中，即使按照專制政權的標準（而非法律標準），都有許多完全無辜的受害者，比如，在平時與領導有矛盾，或者愛開玩笑、說怪話的人，在反右中，很容易被硬性填充進一個事先規定好的百分比，再比如山東的某位普通市民，六四事件發生後，他在街上圍觀，群情激憤中，有人燒了一輛警車，由於他是一名汽車駕駛員，知道汽車燃燒後油箱可能會爆炸，於是迅速跑離現場，但他的反常跑動驚動了盯梢的便衣警察，以為他是點火的骨幹分子，於是被一直跟蹤到家，並很快被抓捕，判處重刑（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辯解是毫無作用的）。我們很難把反右運動中的受害者都歸入反抗者的行列，他們唯一的共同特點就是受害者的身份，如果說有什麼反抗的話，倒毋寧說，這一次的右派簽名信和4月6日的會議，是針對強權的第一次公開反抗。
這是很難看到具體效果的反抗，不僅如此，公開簽名和聚會還可能給簽名者帶來新的麻煩，我相信，右派們對此是心知肚明的。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發起簽名？
專制社會中，個人被一次次思想學習和政治運動改造為可憐的螺絲釘，作為工具，他們不可以，也不敢有獨立的政治意識，如果不是已經退休，很難想像會組織起這樣廣泛的右派聯合簽名。也許，退休後的閒暇才使他們接續起某種青春衝動，在生命的暮年，個體生命意識的再次覺醒，使他們必須完整地面對一生所走過的道路，中年後的「重新安置」並不能抹掉那段痛楚回憶，長期被打入另類的日子，對於個人生活造成的傷害，當事人最有體會，可謂甘苦自知。記得上中學時，班主任是一位數學老師，極具才華，但生性吝嗇，每到麥收時節，就找班上的男生去幫他家割麥子，吃飯卻總管不飽，於是就每每成為我們背地裡嘲笑的對象，就連他那個年輕而又土氣的農村媳婦，也成為我們的笑談。後來才知道，他在上大學時期被打成右派，一直找不到老婆，「改正」後被安置在學校教書，附近農村才有人願意嫁給他，但他上老有下有小，而且二十年來毫無積蓄，生活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這一點，直到我開始獨立謀生才深有體會，並為當年的無知而自責。如果在「改正」的時候，國家予以賠償，這位班主任老師還會對我們那麼吝嗇嗎？
在一個人的壯年時期，出於生計的現實考慮，他可能不得不放棄一些終極思考，但到了晚年，沒有超然的回顧和獨立的聲音，就無法為生命畫上不留遺憾的有尊嚴的結尾。如今，這些當年的老右們，從年齡上說，真的已經老了，卻應了老當益壯的古語，公開地站了出來，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事過五十年後，「右派賠償」的呼籲尤顯重要，我們知道，即使在台灣的二‧二八賠償中，至今仍有人指責政府消極——不是積極尋找受害人，而是坐等受害人申請。可見，對受害行為的賠償，往往是以受害人的主動申訴為前提的，沒有受害右派的公開呼籲，反右的這筆糊塗帳，可能就會徹底翻過去，但在杜光等人的公開信之後，事情就不同了，「出來混，早晚是要還的」，時間不是賠償問題的障礙，關鍵是把問題第一次公開擺到桌面上。政治性索賠不存在追溯期問題，因為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一直在剝奪他們獨立申訴的可能。右派們終將老去，但他們的子女還在，歷史最終無法繞開這一頁，欠下的帳，早晚要還，這就是天理人道。正如右派們頂著壓力在2007年4月6日召開的「反右鬥爭」五十週年會議上所說：「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共暫時不會賠償我們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但是我們必須堅持抗爭下去，要月月寫，年年寫，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即使我們日後死了，還要在遺書中委託子女繼續催討欠債。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千古如此。」
而這種申訴不僅關乎經濟賠償，除了試圖對自己的一生有個完整的交代，右派們的索賠行為，事實上也是在為發展中的社會修訂規則，構建制度和文化框架。任何不義之舉都不應被歷史遺忘，而對抗遺忘就是給未來以新的定義。正如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那樣，對於二‧二八的反思與討論，在為民主社會奠定堅不可摧的基礎，而在前蘇聯，由於斯大林時期的罪惡被大量揭露，即使在休克療法造成經濟近乎崩潰的時候，民眾也絕不希望倒退回社會主義時期。民眾雖然暫時無法體會少數受害者的痛苦，但「右派索賠」成功進入歷史的聲音，終將被放大，並成為未來社會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礎。杜光等人的索賠行為，在今天，已成為整個反右問題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歷史並沒有結束，杜光等人的呼籲成為右派真正覺醒的第一步，未來的歷史教科書上，應該會有這樣的一筆記下，使後人重溫當年的人權災難，瞭解爭取民主、人權這一過程的漫長和艱難，由是而懂得珍惜並維護民主制度。
右派們的遭遇不是新鮮事，但在杜光等人的公開信之前，很少有人談論賠償問題，往往以為時過境遷，沒必要再提。不僅如此，就連文革和六四中的受害者，也多圍繞平反而談論六四，很少言及賠償。由於不談賠償，在時間的流逝中，很多受害者以「認倒霉」的心態割斷了自己的歷史，選擇遺忘，這樣一來，又如何指望公眾能夠體會他們的痛苦？作為八九民運的受害者之一，我對此深有體會。除了對迫害事件的言說和對正義的等待，我們有權利而且也必須討論索賠問題。單純作為經濟行為，這種索賠有時得不償失，比如說，本人就曾經因為向原就讀大學索要學歷不成，反而被學校當局勾結警察端掉了我賴以為生的商店，但我仍然會堅持下去。我相信因參與八九民運被開除學籍或工作的受害人為數不少，但在公眾視野裡，為什麼這一問題卻顯得似乎並不存在？原因就是我們忽視了持續的申訴與呼籲，我們應該牢記：在所有政治迫害受害者的重新評價和賠償問題上，當事人的申訴是至關重要的。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並不只是慘死在街頭的所謂「暴徒」，更多的是被開除學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或因檔案中加註一筆而不允許考研、不允許出國等，可是，十八年中，有關賠償的問題，只有天安門母親們孤獨地呼喊，那種「自認倒霉」的消極心態，既無法對自己交代，也無法對歷史交代。
在所有的傷害行為中，政治性傷害的殺傷力是最大的，它不僅傷害當事人自身，有時還連累受害者的家人；它不僅影響受害者一時的生活，甚至會影響其一生的前途與命運。我們在遭受刑事或民事傷害時，一般會選擇反抗或申訴，為什麼政治性的傷害過後，卻會鴉雀無聲呢？杜光等「老右派」以公開信的方式，將五十年前那場運動的重新評價與賠償問題提了出來，實際是給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以啟示：對於歷史遺留的侵權事件，不管時間多麼久遠，都要堅持自己的正當權利。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