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南征北討的過程中，對內也做了許多措施，如屯田積穀，以恢復經濟發展；主張唯才是舉，以糾正「徵辟制」所衍生的弊端；打擊豪強勢力，以緩解社會的矛盾；開創「建安文學」，使學術得以蓬勃發展。這些措施使北方在戰亂中還能保持一定的繁榮，故他被稱為「治世之能臣」，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統一北方後，曹操是可以代漢稱帝的，可是他始終以東漢為正統，縱使後來孫權上書請曹操代漢，他仍不肯稱帝，並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從此話中，可知他有效法周文王統一中原的大志，但因為全國尚未統一，使他認為稱帝沒有實質意義，反而容易落人口實，所以一直不肯稱帝。反過來說，如果全國統一，可發揮他治世的理想，也許就另當別論了。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以周朝的歷史最悠久，國運最昌盛，而周朝的建立，正是周文王所打下的基礎，尤其他尋訪姜子牙的故事，更是千古傳頌。從曹操禮賢下士、實施屯田、開創文學及精研兵法等作為，都可看出他確有建立長治久安國家的雄心大志。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曹操在＜短歌行＞說﹕「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樣招攬人才，建立一番豐功偉業。
東漢的選才是採用徵辟制，然而要得到辟舉須先獲得鄉里的認同，此一制度後來衍生了尚名背實、朋黨結交等弊端，很難選拔真正的人才。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曹操主張「唯才是舉」，表示不論身份貴賤，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可拔擢為官。
他又陸續頒佈「求賢令」、「求言令」等，以吸引大批有才之士前來投效。因為善於招攬人才與聽取建言，他有很多政策都是得自屬下的意見，如「挾天子以令諸侯」是聽從荀彧的建議；屯田許下是聽從棗祗的建議。
另外，與袁紹在官渡對峙時，糧草所剩無幾，苦思仍無良策，他寫封信問荀彧：該如何是好？荀彧回信說：袁紹軍力雖然強大，但用人不善，建議曹操應該死守並伺機而動，等袁營有變就有機會獲勝。
正如荀彧所言，袁紹不善用人，給了他許多可趁之機。不久，許攸建議袁紹派輕騎趁夜突襲許昌，袁紹不予採納，此時恰好許攸家中有人犯法，被審判扣押。許攸一怒之下，連夜投奔曹營，曹操聞訊大喜，並「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許攸獻計奇襲袁紹的糧倉烏巢．結果一舉成功。袁軍失了糧草，軍心散漫，最後被曹操打敗了。
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
東漢末年連年混戰，農業受到嚴重破壞，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軍隊也不例外，袁術的軍隊曾以蒲蠃為食；袁紹的士兵也曾靠桑樹的果實充饑。
曹操說：「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曹操創立以軍隊屯田的政策，又在各地設置「典農部」，將農業全權交由專職的官員管理。
此外，當時豪族地主兼併土地，組織武力控制鄉里，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導致許多農民流離失所。針對豪強兼併及租賦不均的情況，他實施「重豪強兼併之法」，禁止豪強轉嫁租賦，並頒佈《收田租令》，制定較輕的租賦，使農民能夠安心耕種。
為了避免士兵與民爭利，他規定不能在軍營中宰殺賣肉，也不許任意摘取果樹或損傷麥苗等。這一連串的措施，不僅確保糧食的供給，也安定了百姓的生活。
建安文學
曹操御軍三十餘年，縱使人在軍旅，也經常手不釋卷。他的詩文氣魄沉雄，慷慨悲，如《蒿里行》說﹕「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臣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寫出了生靈塗炭的苦況，也展現他悲天憫人的一面。
曹操主張「外定武功，內定文學」，他用自己創造性的才華，開創文學的新風氣，即所謂的「建安文學」。建安時代是個亂世，而文學上在曹操的刻意經營下，卻蓬勃發展。「建安文學」也是歷代文人稱許和學習的對象。
曹操的文筆簡要、鮮明，也很有創造性，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他用來描述時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描述人生須及時行樂的曲調，他用來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
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四言詩自《詩經》後已衰落，而曹操卻用以抒發情感，使四言詩再放異彩，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他的文學風格，也影響到後世的杜甫、白居易等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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