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上期節目我們談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利用了土地和廉價工資這種賠本買賣獲得了國際競爭的優勢，今天我們就繼續談中國經濟的另一些真實的東西。
草庵：根據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勞動力被當做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常規的各種社會權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當多的時候，他們的待遇甚至比毫無感情的自然資源都不如。起碼，保護環境的呼籲在中國是合法的，而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呼籲則是事實上不合法的。於是，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一部份。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9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中國勞動力價格一直就被壓縮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底線附近。在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政府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資本尤其是外資，在廉價饋贈各種自然資源之餘，也最大限度地壓制勞工的各種自發和合理的訴求，以便人為地維持某種價格競爭優勢。這種人為的壓制，極大地拖低了中國勞動力的基準價格。如果按照某種可笑的教條，這種極不正常的價格，會被視為不容褻瀆的市場均衡價格。但掀去覆蓋在這個均衡價格上的體制重壓，我們就將發現，這個均衡價格實際上一點都不均衡，它將在現在的水平上並向著現代社會的基本文明標準大大地上揚。在企業主和地方政府那裏，工資是一種必須儘量予以壓縮的成本，而在勞動者那裏，工資則是一種必須儘量擴張的福利，工資最終的價格水平其實就是兩種力量最後博弈結果。
伍凡：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眾口一詞的簡單的市場過程。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在中國經濟全速增長的整個過程中，這種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毫無保留的慘敗。所以，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當有人突然發現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這個秘密，並將這個秘密當做中國的某種天然稟賦的時候，我們就很難不欽佩他們不求甚解、倒果為因的本領了。將一種政治過程的冷酷後果(勞動力價格)當做一種自然稟賦並作為可資炫耀的比較優勢欣然加以接受，當然早已不只是一種學術上的無能。應當坦率承認，有人已在公眾意識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神話，使我們誤認為—我們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如果我們的人民不延長工作時間、不降低工資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們就會面臨失業的危險。而實際情況是，中國的低工資更多的是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衡的一個結果，它既非國際競爭的結果，也非自然稟賦所致。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較價格優勢，也可以因為外匯儲備的擴張、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為代價來換取所謂國家競爭力的辦法，是一種典型的競次。難怪有西方評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主義！
草庵：我們並不是驚奇於中國的競爭力，而是驚奇於中共竟然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逾越現代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向著野蠻、冷酷的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倒退。對這個結論，只要看一看工廠中遠遠高於正常水平的工傷死亡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的工作時間，就絲毫也不會懷疑了。或許，正是憑藉這種野蠻的力量，我們才能讓它的老牌資本主義對手不寒而慄。然而，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不可能與文明的力量做長久的賽跑。人力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一個國家將人力資源打壓至簡單再生產的底線，就像一個工廠不提折舊費用一樣荒謬。它縱然可以創造短期超常的產出，但決不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中國雖然有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但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製成品方面，創造同樣多的製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於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於中國的1.2倍。而如果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比韓國還高20%。這意味著，中國用相當於美、日將近1/25的微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這個優勢隨時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伍凡：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中國採取的競次姿態是全方位的，這在FDI上也表現得同樣突出。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中國已吸收的FDI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後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10 倍。與此同時，中國自02年之後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有人宣佈，中國已經成為世界FDI一個巨大的磁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時間中超越世界資本主義的首都美國，的確是非常令人吃驚的，絕大多數人也是將此看成中國勢如破竹的全球競爭力的一個明證而甘之如飴的。但正如我們在低工資中所發現的秘密一樣，中國傲視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樣隱藏著巨大的代價。除了低工資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擁而至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競次方式對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甚至是政府稅收的甩賣。
草庵：瞭解了中國FDI的真實內容，就不會對下面這樣一個事實感到驚訝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國第四的蘇州市，在多項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標上竟然落後於遠處中國內陸的成都市。中國FDI在增進本國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來影響本國居民收入上的負效應可能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因為土地、自然資源可能在未來產生的現金流收益都在通過GDP在源源不斷地外流。把財富帶走，把GDP留給中國，這就是競次邏輯下FDI的另外一面。學者曾對FDI的效果做出過某種宏觀估計，如果假定FDI的投資收益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為，那麼中間這7個百分點的投資收益率差距，將意味著資本效率的重大損失。
伍凡：中國與日本一樣，是儲蓄率奇高，資本相當豐富的國家，但中國在改革開放26年當中吸收的FDI不僅相當於日本戰後50年的10倍，而且還在年度數字上超過儲蓄率低得可憐的美國，這實在是一個相當讓人詫異的事實。這除了證明中國存在驚人的資本浪費之外，證明的另外一個事實是：中國節節升高的FDI是一個政治選擇，是一個非理性的體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經濟選擇(雖然它對官僚體系的利益來說是一種理性選擇)。可笑的是，這種政治選擇僅僅製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 數據，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民福利的淨損失。既然是體制的選擇，那麼，只要這個體制不變，這種競次戰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難回頭。學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經濟計劃之後發現，引進外資被普遍提升到經濟發展生命線的高度。在改革時期，向中央政府爭取項目、投資，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員發展經濟首要的議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後，FDI為這種傳統思路開闢了另外一條捷徑。如果說前一條路導致巨大的投資浪費的話，那麼後者則是洞開了財富的輸出之門。
草庵：我們不能怪國際資本太狡猾，太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這個體制的獨特優勢僅在於，它可以未經國民允許就慷慨地犧牲本國國民的福利，這顯然不是一種榮耀。而資本總是流向那些勞動力價格最低廉、政府保證剝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對自然環境的剝削)。毫無疑問，聞利起早的國際資本是非常歡迎這種體制的，所以，他們樂於用最廉價的讚揚滿足我們熾烈的虛榮心。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的競次手段，遠不止於人為壓低的工資價格，也遠不止於土地收益、財政收益的贈送。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讓渡，對本土經濟的歧視等等，都是這種競次方式的體現。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美譽的同時，中國的環境破壞、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都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而這，正是世界工廠得以奠定的基礎。
伍凡：中國的經濟崛起正是在這種政府和這種心態的指引下進行的，貌似強大的中國經濟，其內部隱藏的則是各種屈辱和損失，這本身就是一種賠本的買賣，但這個賠本的買賣卻被中共當作政績而誇耀。並作為維持政權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據。而中國百姓在信息封鎖的情況下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中欺騙性的洗腦。這個結果正是中國的現狀也是百姓的悲哀。各位觀眾，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暫時談到這裡，下期節目，我們繼續再談。謝謝各位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