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世界
我覺得,作為法學家的朱蘇力教授,除了研究法律本身以外,還應該花一些精力研究中國的近現代史並且更加深入地鍥入到農村中去掌握第一手活生生的材料。不妨在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作更深入的了解以後,再對特定時空內存在的“中國”發言。這樣也許更能夠“言而及意”。迴避中國當下農村中“流氓當權”的問題,對農村的研究就會變得像一張白紙一樣蒼白。無論是西方的現代法律,還是中國本土的...
在經歷了《治水吟草》和《黃萬里文集》這樣兩本無出版社、無定價、無書號的“三無產品”後,在黃萬里先生故去後,終於出版了一本趙誠寫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這本圖文並茂的傳記平實真情地再現了黃萬里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為老百姓謀福祉──黃炎培先生教導他說“從來沒有農民對不起統治者,只有統治者對不起農民”──不憚權貴、九死猶未悔的艱辛歷程。作為《長河孤旅...
在哈金的小說《瘋狂》裏,有一個多次出現的鏡頭:一個小男孩被蠍子螫了,在山邊時而尖叫,時而發顫地哭喊。與此同時,小說的主人公萬堅正在爲國家的危機、自己的個人前途深感痛苦。而不動聲色的作家——哈金本人,也像那個長久哭叫的鄉下孩子,想要向人傾吐自己傷痛,他說:“我知道它不會是一本受歡迎的書,但我有寫這麽一本書的需要。”
偉大的作品中總有某種永不過時的東西,吸引著人們一遍遍重讀,從中不斷汲取教益,獲得價值不菲的啓迪,體驗一種難得的美的感受和心靈震撼。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便是這樣一部永不過時之作。
聲稱全球首部中美間諜鬥智反恐破案小說《致命弱點》已經在網絡上全部貼出,本人不是文學評論員,對小說中有些情報和間諜描寫也不甚熟悉,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這確實是少有的一部(也可以說是第一部)描寫中美間諜鬥智的小說。最大的特點,也是難能可貴的是,小說把很多現實事件穿插在故事之中,讓人讀起來好像看新聞,但卻不乏樂趣。這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我認為是在構築一個驚險的故事時...
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仍然是一片低迷。鑒於去年一次就業率低於50%,中國政府禁止報道今年高校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率,尤其是不得洩漏有關數據。媒體上只能見到政府的承諾:今年9月1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70%。
英國圖書館最近研究發現一幅公元七世紀的中國「敦煌圖」是世界上最古老並準確的星座圖,因而得出結論:中國人在伽利略和其它歐洲天文學家之前就開始探索天體的奧秘了。,「『敦煌圖』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又是作何種用途的都還是未知數,我們可以發揮無邊的想像力:軍事?旅行?還是相當現代的天體測量學?在圖表之前的雲彩占卜文字顯示了此星圖可能是用來占卜問天的。中國人有在天空中尋找神...
去台灣觀選前﹐就託也會去台灣觀選的朋友給我買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和陳桂棣﹑春桃的《農村調查》﹐但是沒有買到﹐同團團友說台灣也買不到﹐所以我也死了心﹐所幸有朋友下載給我傳來。但是在電腦前看長文章總不習慣﹐也傷眼睛﹐何況不會有那種躺在床上看書的“愜意”感覺。
金堯如黎佩兒女弟萬里迢迢寄來了她這本書稿,要我作個序。信末說:「特別希望金伯伯為這個時代說幾句話。」
為你而來一書講述的就是作者加拿大青年澤農從多倫多到中國北京,上長城懸掛一面“法輪大法好”條幅,然後在天安門與另三十四名西方學員合影,最終因奔跑呼喊而成為全球新聞人物的過程。他以第一人稱,非常坦誠地講述了自己以一個西方人的身分,從離開加拿大多倫多直至歸來的點點滴滴。
時至今日,在大陸研究“文革”依然是一個禁區。中宣部的文件中規定,關於“文革”的著作必須嚴格把關,不得隨意出版。八十年代曾經出現過一段比較寬鬆的、研究“文革”的時期,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這個剛剛打開一點的門縫又關上了。九十年代末,專門研究“文革”問題的旅美學者宋永毅在回國搜集資料的時候被安全部綁架,秘密關押了相當一段時間。在美國方面的壓力下,他才得...
四川山高、水清、人美,比如川西有真正的山——泰山、廬山、黃山等与四川西部的山比起來就顯得太低和太渺小了。四姑娘山、貢嘎山、亞丁神山等,雪峰巍峨、直逼云天,它們無論在美感价值、科學价值、登山价值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超越,具有多樣自然地理景觀和獨特人文風情“差异之美”。
但禁書之舉不但愚蠢而且邪惡。因為它針對著人最重要的權利——獨立應用大腦進行創造和判斷的權利。大腦和理性的潛質是上蒼賜予人的獨特恩惠。書籍負載的正是人在應用大腦這一最杰出器官和展開理性潛質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最重要成果。而書的易于保存和傳播又使它所負載的人類理智成果可以超越時空,為人們所共享。
8月15日《文匯讀書周報》報道,近日,俄羅斯十三位作家聯名發表致教育部長的公開信,反對將《日瓦戈醫生》等多种文學經典排除在教育部頒布的中學生“推荐書目”之外。他們指責教育部這樣做是為了不讓學生看到蘇聯三四十年代大清洗運動的文學作品,只讓他們看到俄羅斯帝國昔日的榮耀。針對他們的公開信,教育部立即召開新聞發布會,予以反駁。
去年中共十六大期間﹐看到江澤民死皮賴臉不願意放棄權力退下就討厭﹐就考慮把我所寫過的揭露批判江澤民的文章匯成集子出版。因為這些文章好多都是在網上發表﹐讀者群受限制﹐因此也有必要出版。但是找出版社比較麻煩﹐不如自費出版快。為了省事﹐內容就選擇1997年來美國後用電腦所寫評論江澤民的文章﹐因為大部份都有存檔,我也自認這個時候才對江澤民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對他不必再期...
宋美齡說,她1922年在孫中山家第一次見到蔣介石,“他那對閃亮的眼睛告訴我:他是個英雄。...相形之下,遠比我二姐夫(孫中山)英俊。”兩人之間可以說是一見鐘情,當即互換了電話號碼,其后便開始魚雁傳書,感情与日俱增。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難以回复的電子郵件。作者沒有署名,文字朴實無華,問題卻触目惊心: 我是山東省西南部一個小縣城的高中教師,今年三十一歲,工作已經十年。雖然如此,經濟上仍然是入不敷出。工作上,依然是壓力巨大。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何是才是個盡頭。我是真的感覺到疲憊不堪。
兩個星期的旅行﹐一回到家﹐就有 Home ﹗ Sweet Home ﹗ 的感受﹐堆積的信件﹑電話的留言﹐拖欠的小冊子編務﹐均有待再開始整理。此次旅行﹐總的感覺不俗﹐觀光旅行還是很有意味的事﹐值得回味再思﹐同時也放鐶了緊張的情緒。 
通過我們已經或正在經歷的"過新年"形式,更進一步的領悟中國的災民文化,你就不難理解作者提出的:中國現代化的挫折正是因為災民理性對中國社會的絕對統治造成的。中國政治的落後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對啟蒙精神的無知,而是來自災民理性對啟蒙精神的機會主義態度。是呀,鄧小平"白貓黑貓"論在中國大陸的風行、江澤民對宗教自由和法輪功的持續迫害,不就是現成的佐證嗎!
我認為《災變論》一書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亦可說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稱得上鞭辟入裡。任不寐將"災民理性"概括為幾點:權力恐懼,敵人意識,力量崇拜與狡猾崇拜。具有這些精神特質的國民,正好構成了專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貴之處更在於,他將中國國民性與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聯繫起來
現在畢竟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現在經由官方出版機構發表的各種有關中共“光輝歷史”的文章書籍,雖然在基調上必須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但是由於缺少對細節的具體規定,在出版時缺少統一的把關,或者說審查的口徑不一致,講述同一段歷史,老革命張三這樣講,無意中透露了某一部分真實,老革命李四那樣講,無意中又透露了另一部分真實,遇到象謝幼田這樣有心的學者,認真參照比較,就可以從發現...
平時看阮銘的評論文章,字裡行間滿是"想台灣人民之所想,急台灣人民之所急",所以他被台灣社會接納是很自然的,他的立場觀點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走向,他的兩岸關係的評論也格外地引人注目。
不管從什麽角度看,包括《欺世謊言》在內的現有這類題材的作品,與法輪功時下擔當的社會角色和所起的影響作用是極其不相稱的。法輪功題材正在呼喚更多的作家和學者,海內外的廣大讀者也在期盼更多更好的法輪功題材的作品。
達瓦堅信:失敗者應該書寫自己的歷史。如果失敗者沈默,勝利者墨寫的謊言就會徹底掩蓋血腥的真相。西藏的歷史絕不只屬於過去,它與現在的西藏的處境有直接而複雜的關係。追尋歷史、直面歷史不是爲了撫摸傷口哀吟,而是一種頑強的現實抗爭。只有失敗者不肯遺忘,那麽,勝利者永遠不可以說:他們征服了一個民族,他們獲得的真正的勝利。
索爾仁尼琴說:有一種事情幾乎讓人類心靈無法理解,那就是人類對利潤的無限貪婪,超越一切理智,超越一切自我克制,超越一切良知,而只知唯利是圖。列寧早就懂得這一點。列寧深信,資本家會做出任何事情來幫助加强蘇聯的經濟實力,資本主義國家會彼此展開激烈的競爭,力圖以更低廉的價格更快速的方式,把更多的貨物賣給蘇聯。列寧說:他們會不顧一切後果地和我們做生意。
在現今七十歲以上、自早年即參加共産革命的老一代知識份子中,李慎之無疑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謂代表性,意義有二:一、李慎之的個人經歷在同代人中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二、李慎之對他的個人經歷、從而也就是對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經歷具有相當深刻的反思。
正如閱讀它們的讀者一樣,每一種雜誌都有其顯著的個性。人類的幾乎每一種需求,都有雜誌來表現。閱讀雜誌是一種親密的、投入的體驗,滿足個人的需要,反映個人的價值觀。從時尚到科技,從主流新聞到健身,雜誌聚焦於讀者興趣,和讀者溝通,既增長其知識,又娛悅其情趣。一份雜誌是一個朋友,一個真實可觸而又持久的同伴,是消費者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大陸學術腐敗現象近來受到中共官方及大陸媒體關注,從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王銘銘的剽竊事件,到浙江台州師專副教授莫菊初偽造學術論文,遍及北京、南京、大連、廣州等地的大陸高校學術造假及貪污受賄案件,越演越烈,反映出大陸學術腐敗問題的嚴重性。
“善未易明”不是否認有善惡之分;“理未易察”也不是否認世界上存在著“真理”。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本著自己所確知、所確信的“善”與“理”去說話。但是我們又必須隨時隨地警惕自己,我們的所知、所信未必是絕對的“善”,絕對的“理”。我們要永不停止地爭取說話的“自由”,但同時又必須“容忍”別人發言的“自由”。我們的容忍也有一個極限,用暴力摧毀“自由”的團體或個人則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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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前中共特工透露,約有1200名中共間諜活躍在澳大利亞。事實上,這個消息並不令人震驚,對於當地僑民而言,這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