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前日發出一則電訊引起外間注意﹐該則發自北戴河的信息稱﹐人大委員長李鵬偕夫人當天下午在北戴河會見來訪的南韓國會事務總長金炳午夫婦一行。這顯示﹐中共高官已陸續抵北戴河避暑﹐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會議即將拉開序幕。
大陸政情
我沒有能力寫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如“文化大革命34年祭”。但我希望把我聽見、看見、經過的事記下來。以期將來不再出現、或少出現諸如“岳秦之爭”這樣無聊的話題;鑒於斯,毋論狗尾續貂還是貂尾續狗,歡迎網友印證、討論、指正、修改
江澤民「七‧一講話」說出了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的話,讓一些人存有幻想,以為中共要變成社會民主黨了,要搞多元化了,於是中外人士眾議紛紜。但是,只要看看中共開始加強新聞言論控制的部署,就會明白所謂中共「變」也者,人們主觀願望而已!
有人認為,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表示允許資本家入黨,表明中共有可能走上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但江在講話中仍然堅持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重申「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和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共日益加強對異議人士和法輪功的鎮壓。因此,與其說目前中共可能變成社民黨,不如說事實恰恰相反,中共已經走上「法西斯化」的路。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在成功申辦奧運以后,在人權問題上立即又回到貫有的做法。中國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緩和姿態,但同時又在采取原來的一些強硬措施,打壓异己。
我們的國家已經吃過很多政黨和政府不講信用的虧了。比如說五七年反右,先是提出“雙百方針”號召群衆尤其是知識份子提意見,結果意見出來後,卻成了“引蛇出洞”,把這些提意見的人全都拿下,往死裏整,於是就造成了以後十幾年的一夫獨尊、萬馬齊喑、指鹿爲馬的黑暗社會,爲此國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是:經濟上人民陷入饑寒貧困,國民經濟失去了大好的發展機遇,陷入崩潰的邊緣,政治...
這是獨立學者Liu Junning在2001年第1期美國卡圖研究所主辦的學術刊物Cato雜誌上發表的政治評論。文章說,中國正在經歷著從命令經濟、國有制、共產黨治理的封閉社會向半開放社會的轉型。開放社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只有在一個開放的中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自由秩序。開放要求的不僅是產品的開放,還有民主與個人自由觀念和實踐的開放。不開放的改革將失去其意義和...
路邊上朝向公路,仿佛單單向路人警告一樣寫著:“依法治訪,違者必究”,“堅決打擊越級上訪”,“堅決貫徹市委對治理上訪的指示”。。。。。。先不看內容,單看宣傳的力度和陣勢,就讓人心頭一惊---難道這里“上訪”很猖獗嗎?用得著這樣大力的震懾恐嚇嗎?上訪這么猖獗想必冤屈也很猖獗吧?
文化革命中自殺的人太多了,幾乎每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能根據自己的親見親聞講出幾件自殺的事例。然而,直到文革後三十五年的今天,我們卻還沒有一個文革期間全國自殺人數的粗略統計,更不用說比較準確的數位了。也許,我們已經永遠不可能獲得這一資料,中共當局長期壓制對文革的調查研究,再一次造成有意識的遺忘,三十年的光陰足以使許許多多平凡人的故事湮沒無聞。
100年前,中國部分志士在“變法圖強”的意念驅使下,開始了以變革政治體制爲主要內容的“戊戌變法”,而這次變法的失敗,中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上層資源,從此以後,中國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決定了中國百年飄泊歷程的兩個相關主題是“法統”(政治制度)和“道統”(意識形態)的創新。
我曾與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文革”親歷者作過訪談,其中有叱吒風雲的“闖將”,也有一般捲入者;我曾收集和閱讀國內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文的“文革”回憶,我聽到和讀到的多半是控訴與辯解,甚至是炫耀,很少有懺悔,更少有真誠、深刻的反省與懺悔。 時至今日,堪作全民族道德與良知楷模的,正是巴金老人講過的那些話。這些話是真誠、勇敢的,但與那一場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認爲也...
這些天海外報刊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在“七一”講話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宣布將允許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党的消息,在這篇講話中,一方面江澤民提出,私營企業主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另一方面江澤民強 調,共產党將仍然以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人、和干部為基礎,但也有必要吸收其他社會階層的优秀份子。這就意味著私營企業主也可以加入共產党.資本家也可加入共產党,想想...
中共在京政治局委員在參加完北京世紀壇和在天安門城樓向群衆招手致意後,一起走進會議室。 會議桌上每個人的座位前已經擺好了熱氣騰騰的白毛巾,一小杯法國葡萄酒,一小碗綠色(無農藥、化肥)水果沙拉,一小盤瑞士名狗狗肉和一片狗鞭,一小截美國進口甜玉米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一個專制政權治理得還不錯(真是不錯嗎?),我們爲什麽還要堅持抵抗呢?問題是,治道的問題不能取代政道的問題,政績不能取代合法性。如果你當初是被強暴成親,爾後發現對方還真的不錯,那麽,你就更應該向對方索回自主的權利:我可以自主地選擇你,但前提是,我必須要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我必須要擁有我自己。
八九年以來中國創造經濟奇蹟﹐但政治須轉型。中共應轉變角色﹐成為國家經理人性質的管理黨。
正如鮑彤先生所指出的,權利是中共“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如果放棄了所有權利中最根本的財産權,把土地、森林、礦山、工廠、商店等等係數還給人民,一個健康的民間社會就會隨之興起,共產黨就會逐步失去對國家和人民的控制權。正是出於對這一點的透徹理解,鄧氏改革堅決拒絕還産於民,而發明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公有私營”制。
當下北京解決民族問題的思路,除了強硬鎮壓,另一手就是發展經濟。按照他們的想法,隻要發展了經濟,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會沒有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民族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這兩年轟轟烈烈掀起的"西部大開發",相當程度就是出於這種思路。1994年以來,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問題上採取強硬路線,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給新疆的財政撥款(1994年...
最近,《天安門文件》的出版使中共高層極爲恐懼,因爲此書揭露了六四大屠殺的高層決策黑幕;中國最有影響的平面傳媒《南方周末》再次遭到中宣部整肅,因爲這份民間喜愛的報紙以敢於揭露深層黑幕而著稱。儘管改革以來的中國有了一定的新聞管制的鬆動,但是這絕非中共的本意,而是對外開放帶來的副産品,是政權的統治效率迅速流失的結果,獨裁黑幕已經不再是密不通風,而是四處漏光。
喧騰中外的遠華案已近尾聲。雖然遠華案主角賴昌星還沒有引渡回大陸,一千多名涉案的大小官員也還沒有全數發落,但專案小組既已把資產全部交給了地方政府,且是由中共在港的喉舌主動發布消息,加之港報多次報導江澤民要求迅速結案,種種跡象顯示,該案似真的已快落幕了。
江核心本來而且應該在政治上大有作爲,雖然已經錯過了1998年絕好的時機,現在仍然不是沒有機會。明年是十六大的權力交替的關鍵時期,對全國人民做一個負責的有政治魄力的退位交代,是千載難逢的黃金時刻。
有一首港臺歌曲這樣唱道:“你這樣一個女人,讓我歡喜讓我憂……”象曾慶紅這樣一個領導人,不知道讓誰歡喜讓誰憂。但願不是只讓某些人歡喜,讓天下人憂……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靠強權和意識形態動員完成的國有化和初步工業化,是不顧人的權利、尊嚴和死活的"屠夫經濟"的話,那麽在當今時代,任何罔顧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理論,任何爲國有化和強權下的平均分配進行的辯護就是"屠夫經濟學",它甚至要比那種爲"權貴私有化"和普遍腐敗進行辯護的"禦用經濟學"更違反起碼的人性,其冷血和殘忍,無疑於經濟法西斯。
江澤民在講話中就這一問題的表態,代表對林炎志等人的主張的否決,也可看出經由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政治開明勢力在黨內已頗有影響力。至於江澤民本人,一貫左右搖擺,90年代初時也曾積極反對私營企業家入黨,現在的轉變並不代表他真的走向開明,只不過是又一次搖擺而已。
鄧小平去世後,一個新的歷史機會開始呈現出來。 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政治笑話,繼任人江澤民曾以駕車爲喻,請教鄧小平有關治國的政治戰略問題,鄧的回答很簡短:「打左燈,向右轉。」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
談起鄧力群那一夥人﹐我們都嘻笑怒罵。他正在看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有人說﹐你不必看那本書﹐看鄧力群﹑胡喬木就夠了﹐他們比醜陋還要醜陋。有好事者﹐送給胡喬木和鄧力群一副對聯﹐上聯是“論文章江郎才盡”﹐下聯是“論整人黔驢技窮”﹐橫批是“可以休矣”。
共産極權制的腐敗與破壞,主要産生於“産權虛置”。先看君主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政權與山河土地,皆歸於君主一人,還可傳之後世。皇帝若非聰明絕倫,資質也在中人之上,腐化墮落是有的,但一般不會故意拿自家産業去胡亂折騰。相反,由於皇權不可顛覆與分享,旁姓他人亦難有非分之想,去除了這一層緊張關係,再加上君臨天下的責任感與歷史感,皇帝還真可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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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些在華日本企業撤離中國,為其服務的日本地方銀行也隨之推動「去中國中心化」,並將重心轉向東南亞、印度等地,展開全球布局。專家表示,這反映日本企業正為應對「後中國時代」提前在印太及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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