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可历尽了20多个世纪的岁月变迁后，孔壁中却有《新论语》曰：“唯中国大陆的司法官为难养也”。何以见得？因新任司法部长张福森上任伊始所点的第一把火，竟是“高薪养廉”；而且，这一高薪要高到足以“养廉”的条件，藉以确保各级司法官“道德品行”的持续，用阿堵物来维护“司法公正”。
看来，在改革开放、繁荣娼盛后的中国大陆，法律早已变成一纸空文。“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才是今天中国司法部门的真实写照。譬如说，现年63岁的司法部长高昌礼目前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秘密情报组织——的“双规调查”（即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据说高部长在被“规”到昌平县接受“调查”之前，正和他的情妇在北戴河逍遥快活地用挪用来的公款渡假。这位1998年登上司法部长宝座、并被公认为是推动中国司法制度走向更为透明化和大力清理司法系统内贪污渎职的朱内阁的得力干将，今天落到如此地步，当然是部长之薪虽高，但还未高到令司法部长足以“养廉”的条件，因此，“道德品行”无法持续，私占数套自己治下的公务住宅房，也纯属自产、自销之举。谁叫高部长不象江公子绵恒一样有日进斗金的高薪！此乃钱之过、而非贪之罪也！
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以假、大、空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对人民实施洗脑和奴化教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学雷锋”。中共通过一系列的强迫教育，要求全国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象孤儿雷锋一样，做一颗党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死死地铆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来可笑，中共所推崇的这一类先进典型，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等，几乎都是已经回归尘土的人。因为，毛泽东无法相信任何有思想、有头脑的活着的人，生怕这样的活典型，一旦茅塞顿开，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会令他自打嘴巴起来。例如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而“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也带着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折戟温都尔汉；至于罚誓“永不翻案”的走资派邓小平，则在第3次上台执政后即把江青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使伟大领袖毛主席顷刻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家属；最后连他的贴身御医都在一旦逃脱了中共的掌控后，立即写了一本详实的回忆录，大爆毛泽东的种种性丑闻，把他描绘得比克林顿还要风流10倍，老而弥坚。——可见，毛之不相信活人，还是有其一定道理的，并非完全出自于神经过敏或歇斯底里症。
雷锋精神的破灭和“高薪养廉”的出炉，充分说明了中共走投无路的悲哀。中共虽然明知马列主义早已过时，毛泽东思想破绽百出，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令酒臭之恶狗，但要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又谈何容易。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时捞到了一根“高薪养廉”的稻草来救命，以为从此可以稳固军心、官心，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当一辈子的高薪“公仆”去了。殊不知人的欲望无底，所谓“高薪”的约束力，也实在有限得很，能养得了几分清廉乎？古人云：“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今天司法部长高昌礼的下台便是一个绝妙的佐证。试问，当他得到第一套公务住宅时，是否因为考虑到该住宅的房价远比他可能获得的高薪要高上百倍、千倍而从此见好就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今日贪风之涨，是中共这个无人监督、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已病入膏肓的征兆，而非大、小贪官们薪奉太低、无法养家活口、以致饥寒起贪念的缘故。更何况，今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于分赃不均，大部分国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太子党们的腰包和存入了他们的国外银行，最后竟连堂堂司法部长的“廉”也养不了，夫复何言？
“反腐倡廉”并非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弹琴作秀时想出来的救世奇方。早在1989年中国人民便发出了“反贪污、反官倒”的正义呼声，并引爆了轰轰烈烈的“6．4”爱国民主运动。虽然这场徒手民众的请愿运动被坦克和达姆弹残酷地镇压下去，但中国人民“反贪污、反官倒”的呼声却从未停止过。而11年来，中国的贪官却越反越多，贪渎之风越演越烈，以致形成了今天大官大贪、小官更贪，无官不贪的、人欲横流的局面。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把巨龙变成了一头四不象的怪物：它长着社会主义的极权脑袋，跳着一党专制的心脏，披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麒麟之皮，迈着“一国两制”的不平衡的大、小脚，却拼命地输入着资本主义的血液，想借此让这头共产主义的怪兽苟延残喘下去。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贫富悬殊所滋生的娼、赌、毒……，更是一个个硕大无朋的销金窟，使那些无上限的贪污指标，更是呈火箭式上升。“若要发、众人头上刮。”早已成了贪官污吏们发家致富及侈情声色犬马的口头禅。
早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每年岁终祭神之后，皇帝都要按例下诏赐众博士每人一头羊。因为当时的羊尚未经过基因改良，难免有大小肥瘦之别。负责分羊的祭酒（博士的总管）感到为难，想杀羊分肉以求公平。但有一穷博士甄宇认为此法不可取。祭酒又打算采用拈阄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但甄宇更以此为耻辱，遂带头挑了最瘦小的一头羊扬长而去。于是，众人自愧不如，再无争执。而“瘦羊博士”的美称从此传遍了京城（典见《后汉书．甄宇传》、《东观汉记》）。看来，养廉并不一定需要肥羊高薪。为人父母官的人品、良心和良知，其实更加重要。
记得1978年春，我曾在上海人民广场民主墙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去国》的杂文。文末曾写过这么一段感慨万分的话：“只有到了出去了的中国人不肯不回来的那一天，中国才有救！”今天，我要套用这句写于23年之前的老话，如是说：“只有到了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的那一天，中国才有希望！”（2000年12月30日于美国芝加哥）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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