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杂志的全球营高环境长期预测调查，将香港由一九九六至二000年的第三位排名降到二00一至二00五年的第十二位，令特区政府大为气馁，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发言，予以反驳。
对于此类调查，港官反应似乎过敏了一些。排名高时，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排名低时，怒不可遏，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批驳胆敢贬低香港者。其实，我们不必过分重视排名的名次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其根据。以此次《经济学人》的调查结果为例，最值得重视之处是霾济学合信息中心指出的三方面问题：一、政治自由度以及维持香港法治的问题；二、特区政府动辄干预经济，包括干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活动；三、英语水平下降。
在上述三个方面，香港是不是存在问题？是不是比以前退步了呢？在不检控胡仙以及人大就港人内地子女居港权一事重新释法之后，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官员就传媒是否应该报道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一星开以及与台商做生意时要注意其政治背景作出望，特首董建华追随中国政府做法，将法轮功轻率“定性”为邪教之后，在香港和国际上都有许多人对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受到的威胁发出警告，担心香港自由和法治遭到侵蚀。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香港在自由和法治方面遇到问题，特区政府不能视而不见。
香港向来实行自由经济。然而，短短几年间，香港政府在干预经济方面“大步迈进”，最为人诟病的是干预楼市，由“八万五”建屋计划推倒楼市造成百业不振到近周来病急乱投医，一再出手托市、救市的行为，在在表现特区政府大有为的有形之手在经济领域“八面威风”，只能造成大地产商和负资产者同样怨声载道的结果。
至于香港英语水平的下降，可谓有目共睹，本港商人和外商都抱怨雇请不到英语够好的员工。
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之间此类排名由于标准难以完全划一、完全量化，免不了有主观成分。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自由度而言，尽管香港有所退步，甚至可以指出前景堪虞，但是如果说新加坡比香港自由，不但多数港人不敢苟同，而且新加坡人也会觉得此一高帽受之有愧。谁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新加坡报纸都受政府所控制，不敢对政府说“不”字，何能如港报般畅所欲言。法治方面情形亦如此香港法治遭到损害但法治精神大致仍存在而新加坡实行的是依法治国，即用法律来管治新加坡，随时随地等起法律武器将反对政府者绳之以法。
即使在经济方面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管治可谓无远弗届，政府控制若全国许多主要公司，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以专制政府的手段，一方面使货币贬值，另一方面下令全国一起减薪。新加坡是以牺性自由和民主交换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成功典型。这也许是新加坡人的选择，不过要说香港因此比不上新加坡，至少可说有欠公道。
就香港营商条件的改善而言，香港除了应该避免在自由法治、干预经济等方面继续恶化之外在改善环境、改革教育以及吸引人才方面需要痛下工夫。行政长官董建华前年的施政报告虽然提出环保和教育议题，但是实施步骤不足，环保方面除了管制柴油车辆及倡用石油气之外，其他方面至今乏善足陈。教育改革方面则是愈改问题愈多。吸引人才方面更是举步维艰。
改善香港的生活素质，改善香港的营商条件是港人的要求，是港人福祉所系。外界的批评或可使我们警觉，与其一周批评即反唇相讥，何如反省自己的作为。
－－转自《信报》社论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