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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4日讯】 前月香港某家经济分析机构续去年再次把大陆列为腐败最严重的地区，同时大陆又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无独有偶，高居排名榜的其他腐败严重地区，经济增长大都也很快。这似乎应验了“发展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儿”的说法。一般地说，经济发展确会给腐败提供较多的机会，不过这与其说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毋宁说在这一时期对腐败问题较易忽略。其实还不仅是忽略，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既要发展经济，“腐败”也就是流水自然天经地义的。冬寒中在沪上和那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聊天，当说到南韩全斗焕、卢泰愚因在执政期间的腐败受到清算时，他非常不以为然，以为比起全、卢两位对南韩崛起作出的贡献来，那点腐败实在微不足道。他并且含混的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对中国来说它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指它对当权者会增加心理压力，以使主动改革的意欲衰退。
世界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见仁见智的。当你碰上那些过于诡谲怪诞的念头，你大概会想既然同为僬类就总会有些基本的价值认同吧，可惜人的脑瓜子就是那麽特别，每每会让你感到意外。遇到这种场面，上上策恐怕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可上述那位仁兄比起外间的一些揣测其实要来得认真得多。有一位老同学夸张地说：“上海滩还在思考那种大兴（此二字无法贴切译出）问题的”“只有”这位老兄。为什么只有他，是不是只有他，都是找不到答案的。这里也无法讨究他对全、卢下场的那种认真的、带点物丧其类味道的结论有否道理。不过有一点倒是不大会意外：在“腐败”这类事上老百姓是不大会去“设身处地”的“体谅”的，所应的似乎总是所谓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不从伦理等等的角度考虑，仅仅为了求得今天的稳定和来日的太平，“腐败”也是不能不反的。
而要反腐败，单靠运动，行效十分有限。这有经验可以证明。比如苍蝇和老虎，运动内运动外，惩处的倚轻倚重，都是常见的问题。迷信“思想教育”恐怕更不行，固执于此道的人未免是把消灭人类私欲看得太简单了，孔圣人的弟子中能安贫乐道的不也就是颜回、原宪等寥寥几位吗？解决腐败问题最好是另寻别法。最近一位北京旅美的学者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到美国这几年，一心想找美国的问题，发现美国的问题真是不少，但他同时感到美国没有体制性的问题。这种满话很容易被人挑剔，不过它的确点到了痛处。作为有东西生活经验的人，或者对彼此有严肃思考的人，有这样的认识是很自然的。让人稍感释然的是，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在长期受到忽略乃至蔑视的大陆也终于引起了重视。本期刊出的《论中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完善》论述了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
规定公职人员申报收入，对防范、监督腐败是必不可少的。但纸上的规定和付诸实施，并且在实施中行之有效却不是一回事。正如“完善”一文指出的：组织人事部门“并不享有独立的监督机能”“因此受理申报主体的财产申报也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同时“负有专门监督职能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的监察机关，则只对本决定（指《收入申报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不受理申报。如此受理申报机构与监督机构相分离的状况，大大降低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应有功效，而且极易使监督流于形式，使之失去对申报主体财产状况的实际日常监督意义。”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分司受理申报和监督执行，想必有它的良苦用心，可上述那样的推断也恐怕不是杞忧。其他如申报应有期限、申报内容应由收入扩大到财产等等都像《完善》一文指出的那样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如果把反腐放大到整个“国情”中看，成败似乎还别有关键。考虑到没有独立的传媒，没有真正的［民间］力量，以党政机构来管党政人员，纵使内部有交错监督，也容易“流于形式”。真正要劳而有功，我们以为必须有不从属于党政机构的外在监督。这种外在监督自然不限于上文所论的范围。但就上文所论而言，它不仅应指受理申报，也应包括向社会的公开。当然，就当下“国情”来说，离开了“党政”，等于离开了权威，由“外”督“内”，即使不是一厢情愿，也免不了“流于形式”。这是中国许许多多“难处”的共同点。
西谚云：“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然而我们空耗了太多的时间，坐失了太多的机会，除了亟亟奋勉，难道还有权力为一砖一瓦的增添欢呼雀跃么？
（此文原为日本《中国研究》一九九六年七月号编后记)
──转自《问题与主义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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