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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3日讯】 八十年代，在意识形态上，自由知识界的主体仍然在体制之内，他们既作为执政党的改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又作为民间社会的主要代言人和启蒙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八九运动中的整体角色，常常变得暧昧不清。
更重要的是，在运动突然爆发之前，他们既没有明确而深入的自由理念，更多的是期盼“青天”的心理，也没有什么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运动开始之后，他们既没有驾驭自发群体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操作的经验，及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策略调整，也没有平等的公民意识及参与精神；而他们最缺少的，无疑是在大恐怖面前坚定的道义立场和无畏的良知勇气。
知识界逃亡三部曲
运动开始时，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其理由居然是不给官方以打压运动的借口；随运动迅速扩大并达到大绝食的最高潮时，还有一些人只想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周旋者，去广场擅自宣布代表学生与政府谈判。
自由知识界中的积极投入者，即便成立了类似学生自治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也主要是声援性质的，并且在没有和学生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把运动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使运动的目标过早地转向了“拥赵倒邓”，给了保守派以罢免赵紫阳的极有利口实，让邓小平坚定了实行戒严的决心，由此铸成了策略上的大错。
我甚至以为，这个错误远远超过学生们犯下的任何策略上的错误。
在宣布戒严后的一片恐怖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便开始临阵脱逃，而在最严峻的大屠杀时刻，只有极少数人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面对刽子手的坦克和枪口；当无数市民走上街头抢救死伤者、抗议中共的法西斯暴行之时，自由知识界早已逃向了安全之处。
在“六四”之后的整肃中，没有逃亡和进监狱的知识分子，大都屈从于中共政权的淫威。
从观望到热情声援至大面积逃亡或背叛的三部曲，充分显示了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道义上的无底气。
政治上的不成熟还可以有理由辩护，而道义上的无底气就只能证明其在整体上的懦弱。
社会变革丧失时机
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他们没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间资源。
自由知识界的失败最为惨重，他们与党内开明派的联盟破碎了，与学生们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与民众之间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关系更是荡然无存。
极少数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处在自说自话的单打独斗之中，根本无法形成像样的民间压力。
八十年代的年轻大学生们，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民间舞台和时机，但是，由于长胡子的人们的整体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
中国人还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时机吗？还会有八九运动那样有序而理性的民众运动吗？如果有，但愿长胡子的人们能做的好些！
原载《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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