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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4日讯】 中国大陆党纪﹑行政﹑司法联合办案的“专案组”﹐尤其是其中的“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以及对非中共党员被调查者的“双指”措施﹙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交代问题﹚﹐作为一种超越刑事诉讼法律规定之外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外手段﹐完全缺乏刑事诉讼法的依据。因为刑事司法程序中并没有“双规”程序﹐也没有先“双规”﹑后进行诉讼的程序规则。从法律角度分析﹐此种做法有以下几方面的弊端﹕
首先是强化了人治﹐削弱了法治。中国是个制度上“人治”盛行数千年的国家﹐而且是个理念上“人治论”十分发达的国家﹔相反﹐中国制度上的“法治”和理念上的“法治论”先天不足﹐后天也“营养不良”。双规的方式说到底是党包办一切司法活动﹐是行政力量超越司法的人治模式﹐而不是一种在法律框架下依法办案的法治模式。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不断强化人治形态和人治观念﹐另一方面则不断削弱法治制度和法治观念。
其次是损害了人们对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程序合法﹑程序正义﹐本来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但在中国﹐程序法不受重视﹐其执行缺乏“刚性”及法律保证﹐“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使程序法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甚至被丢弃﹐司法失去公正。由于“双规”办案方式不讲分工制约﹐或者变相刑讯﹐不顾被告人权﹐或者超期限羁押被告人﹑任意限制乃至剥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或者制定某些法外的“土政策”﹐限制﹑阻碍律师辩护﹐或者不讲诉讼时限﹐或者不重证据只图“从快﹑从重”处理等﹐因而成为急功近利的“司法近视”﹐损害了程序法律的严肃性﹐给社会带来深远的不良影响。既然关于诉讼程序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可以突破﹐其他法律为何不能突破﹖既然执法机关可以带头不守法﹐那么一般机关﹑团体及普通公民为何不可以效法﹖河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景汉朝认为﹕“实体不公正影响的是个案﹐程序不公正破坏的是整个机制。某一个案件实体不公正﹐只是说这个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确定错了﹐并不影响他人的利益。而程序不公正则是运行规则错了﹐会导致整个诉讼机制﹑诉讼程序出毛病。”其实﹐公正如同一杆秤﹐实体不公是某一个具体东西没称准﹐而程序不公则是那杆秤的定盘星没定准﹐这就是整个机制出了故障。
第三是牺牲了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也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必要性如今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具有“公理”的性质。“专案组”联合办案以及“双规”的方式﹐实际上是“专案组”决定案件的一切﹐法院或法官实际上成为党纪﹑行政力量的陪衬﹐完全失去独立性﹐司法独立名存实亡。更何况﹐本来中国的法院的真实地位是当地党政力量的附庸。党纪﹑行政﹑司法“一条龙作业”﹐某个人或者某一些人“说了算”﹐也就离司法独立越来越远了。
第四﹐妨害了被告人诉讼权利尤其是辩护权的正当行使。“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既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原则﹐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规定的司法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一直是虚有其表。辩护权的行使本来在公﹑检﹑法联手一致“对敌”的高压情况下就异乎寻常的困难﹐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要时刻承担“狡辩”﹑“认罪态度不好”﹑“抗拒”等风险。联合办案的“专案组”往往还会给辩护设置种种阻力和障碍﹐诸如侦查阶段不让律师介入﹐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批准﹐要办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甚至还要法外的手续﹙如“律师会见单”之类﹚。这就使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制度﹑原则和具体条文形同虚设﹐妨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正常行使﹐侵犯了他们的合法诉讼权利。
第五﹐导致一系列诉讼原则和制度名存实亡。党纪﹑行政﹑司法联合办案的这一现实﹐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法庭审判过程的流于形式和裁判机能的名存实亡。由此﹐所有针对法院审判和法庭审理的依法﹑公正进行而设置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如合议制﹑审判公开﹑两审终审﹑辩护等﹐几乎全部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本应发挥的诉讼机能。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说过﹕“我们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因此“专案组”这种形式﹐以牺牲程序法制﹑牺牲法治价值为代价﹐换取查处个案的“胜利”﹐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转自《亚洲周刊 》，郑金火﹐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执业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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