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 罗大佑终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着激情的北京歌迷放歌了。《北京晚报》在演唱会前评说：“在台湾，罗大佑早已与主流的低龄流行格调没有了任何关系，但在内地，特别在北京，他却具有文化偶像与青春代言的地位。”“罗大佑的热风似乎正导向一种危险、过度、丧失理智的无限崇拜。”台湾中国时报报导说，罗大佑不仅是艺人，也是强烈的文化现象，反映某种社会状况，也产生推动和改变的力量。
就像在他之前的邓丽君一样，产生于台湾社会，却在大陆开花结果，出现巨大的影响力。一九八二年，罗大佑以《鹿港小镇》、《童年》、《恋曲一九八○》等崛起台湾歌坛时，反映了两种主要社会情绪；一是年轻一代对政治和社会陈规感到厌烦，公开表示不买账。二是台湾工业化迅速，纯朴的乡村生活型态快速流失，人们在进步的同时对过去晚上摇扇子听广播的日子萌生莫名的乡愁。这种既要打破现状又不禁怀念过去的矛盾，恰巧是社会巨大转型中的主要心理和文化特征。罗大佑的歌进入大陆的时间大约在一九八五年前后，那时的大陆人民经过惨烈的文革，刚从邓丽君?貜荦q声中松了一口气，然而青春无可阻挡的本能永远需要燃烧的材料，需要反抗、需要爱恨、需要耍酷，根据大陆乐评的说法，罗大佑的歌适时地满足了这一代年轻人“青春的躁动”，迅速地获得了他们的心。又由于两岸环境的限制，对大陆歌迷而言，罗大佑远在天边，更加深了那份崇拜与神秘的感受，而对于年少的心而言，显然没有一样东西能比叛逆加神秘更具有力量了。
八○年代末期，罗大佑住在香港，新的时代条件使得两岸三地更为接近，此时罗大佑的一些创作直接触及大陆事务。《爱人同志》暗讽毛的个人崇拜，《京城夜》预见了*****，《侏儒之歌》批判邓小平，《五十元》骂李鹏。对于***********而言，这些歌不仅只是“叛逆”，实际上是反动透顶，跟敌对势力的颠覆行动已是一线之隔了。，不过这些歌虽然被禁，但私底下流传甚广，尤其《京城夜》曲调悲壮恐怖，与****的气氛极为相似，北京人听来十分震撼。除了音乐吸引人之外，罗大佑自诩的客家人硬颈的精神与北京人的豪气十分对味，他的歌尤其受北京人喜爱似乎反映了这点。
另一方面，北京哥儿们的温情也在罗大佑的恋曲中找到寄托，《恋曲一九九○》是他们的最爱，百唱不厌。在三、五年间，这首歌与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被戏称为大陆的国歌，唱片行、商店、电视广播、ＫＴＶ等老是点播，锐不可挡。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大陆政治环境骤变，中共开始对六四进行冷处理，尽量缩小打击面，罗大佑可以进出大陆，不过在许多港台艺人已走过好几场秀之后，有关邀请罗大佑来大陆演唱的申请始终不被批准，一直到去年九月，罗大佑终于在上海、杭州、南昌和昆明四个城市开唱。北京歌迷表现出京城式的夸张，他们包了一架飞机和八节火车箱奔向上海，这些当年曾受罗大佑勾引的轻狂少年，现在已是主管、企业家或政府官员，因此实际上这是一趟青春的朝圣之旅。
今年五月廿七日，罗大佑终于在他最有影响力的北京放歌，虽然同台的还有超人气的周华健和李宗盛，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演唱会是冲着大佑来的。《北京青年周刊》如此说：“歌迷久盼二十年之后，罗大佑终于可以直接面对热爱他的北京歌迷了。对大多数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歌迷而言，罗大佑代表他们青春时代的挣扎、反思和对民族与社会的终极关怀，那样深深刻入生命的印记，不是岁月可以消磨的。”这天晚上，北京天气不错，能容纳六万人的工人体育场坐得密密麻麻，其中三十岁以上的占了大半，很少看见这么多这种年纪的人来挤流行音乐会，在周华健、李宗盛掀起观众的情绪之后，超级卡斯罗大佑终于在惊呼中现身，仍然如二十年前一袭黑衣，幽暗的灯光，呐喊的歌声，至于进入充满怀旧的《光阴的故事》、《童年》的歌曲时，全场出现了集体大合唱，在偌大的体育场上，回音飘荡，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天《北京青年报》以封面故事报导这场盛会，斗大的标题清楚简单地总结：“工体（工人体育馆）上演光阴的故事！”文章说：“看来大家还想亲身聆听罗大佑那一、二十年的恋曲，回忆流逝光阴的故事……。”至于可能触及的政治问题，似乎大家都以不明说不强调的方式跳过去，然而就如二十年前罗大佑崛起台湾社会的情况，“叛逆”与“怀旧”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理由，大陆对罗大佑演唱会的解禁反映了新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如果“造反”也意味着商业票房时，“造反者”和“被造反者”无形间成了经济利益的共生体，被造反者也就失去了恐惧的理由。罗大佑解禁不仅是中共文化尺度的放宽，或许，背后更反映了大陆经济与社会微妙的质变与转型。
──转自《锐思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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