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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9日讯】 俄罗斯“群星灿烂的时代”出了那麽多“激动的舌头”，为什么不久反而迎来了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
天成说读《激动的舌头》使他感到一阵阵颤栗，摩罗说读《激动的舌头》一次次给泪水蒙住了眼睛；但是很遗憾，或许是因为心里有了准备，或许是因为我是个文学盲，我到底还是未能产生所盼望的那种感受。不过有失也有得，正因为我没有被震慑、没有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才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评价《激动的舌头》。
《激动的舌头》歌颂英雄、悲悯苦难、呼吁正义、力倡个性自由和言论自由，确实是任何时代都迫切需要的声音。考虑到物欲横流的环境和作者艰难的生计，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摩罗评价王开岭时说：“深刻的痛苦，不屈的尊严，浩瀚的激情，美丽的呼喊，这是一个血性而又高贵的生命。”我基本上同意这一赞美，但是还是激动不起来，相反不得不靠自我安慰来减轻我的悲哀。
激动不起来的第一个原因，是作者把司汤达、高尔基、顾城这样的人都当作血性男儿来歌颂，而这些人的人格我是不敢恭维的。难道世界上值得讴歌的人竟这样少，以至于不得不从这些人格有争议的人身上去发掘英雄事迹吗？我宁可相信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一个观点：真正的英雄往往是无名的。
激动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书中所称道的激动的舌头都长在俄罗斯人的嘴里，中国的希望何在？我不得不再一次自我安慰：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不是中国缺少激动的舌头，而是王开岭没有听见。
激动不起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是俄罗斯“群星灿烂的时代”出了那麽多激动的舌头，不久反而迎来了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群星，尤其是托尔斯泰，是不是跟俄罗斯二十世纪的灾难有什么联系？还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中国，激动的舌头和热血男儿也不少，而二十世纪的灾难都很深重。国家不幸英雄幸，那是常识；像生龙种那样大出血后却生出个跳蚤，才是真正的悲哀。
光有热血是不够的，光有理想是不够的，也得有理性，这理性还不能停留于贴标签。可是从天成和摩罗所推崇的、也是王开岭煞费苦心所写的《必须》一文中，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说教，那就是早就被约翰· 密尔批评过的“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此外，书中还有“沉默就是犯罪”、“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这样一些值得警醒的提法。
我必须承认王开岭有说这些话的权利，而且他作为文人说话激动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王开岭好象志不在激励情操，倒在传播思想。确实，王开岭的书中到处可见“没有丑闻是最大的丑闻”一类的久违了的常识，而且这些常识经过连缀和阐释几乎可以构成一副自由民主社会的画面。不过很可惜，王开岭的人权观中缺了一种最基本的人权，那就是财产权；王开岭的自由观中缺了一种最基本的自由，那就是经济自由。“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个人财产（当然是合法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要剩余价值学说还在教科书中，这种对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威胁就随时存在。
因此我想建议那些不是把王开岭的书当散文诗、而是把它当思想随笔来读的读者，同时读一读米瑟斯和哈耶克的书。
——原载《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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