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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9日讯】美国科学家科恩最近在《人类生殖》杂志中，亲口承认炮制出首批经基因改造(humangermlinegeneticmodification)的婴儿，惹来了国际社会的抨击，亦令人再次关注到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在美国塔夫茨(Tufts)大学医学院执教的素都(AnaM.Soto)及索南夏因(CarlosSonnenschein)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指出，科技不断创新及发展，但对其进行规范的伦理道德却远远滞后。两人呼吁，应暂停研究和应用一些有潜在毁灭人类危险的科技。他们指出，成立一个有公信力、有远见的全球性环境伦理民选组织刻不容缓﹗
据明报报导﹐现代科学诞生在四个世纪前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科学革命的目的是了解自然，并利用所获得的知识为资助科学研究的赞助人服务，这些赞助人通常是欧洲各国的君主。
到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规范管治的伦理思想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推翻了君主对人民拥有绝对权力的传统见解。
道德改革追不上科研发展
科学革命带来一个充满进步动力、能自我修正和不断膨胀的知识体系。但是，应与科学革命一起并进的伦理道德改革却步伐缓慢，以致渐渐滞后。当与人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现实相比，社会伦理演变的步伐更是特别慢。科技的进步，就像燎原的野火般烧遍全球，导致一个由科技革新带来的道德争议尚未解决，另一科技革新所掀起的波涛又已接踵而来。
科学应用的其中一个不良面，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因为现行的法律体系已经能够对这类侵权事件做出裁决。例如，保险公司和雇主不得搞基因歧视，拒绝给予在遗传上可能较易有某种疾病的人提供投保或工作机会。
只见“小我”忽略“大我”
另一个科学应用的不良后果则涉及较宏观的伦理道德层次﹕个人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累积起来，可能对全人类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西方(特别是美国)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令全球暖化是最明显的例子。即使是守法的良民也可能会认为，他们有权自由耗用石油、电力，毋须考虑他们这样做会对世上其他人造成什么后果。这是因为我们并未有定出足够的道德规范，去把个人与整体人类命运连结起来。
西方道德伦理善于将大问题分拆为许多小部件、小问题来加以分析、解决，但是却往往忽视了最根本的大问题。我们很多时都无法准确预测一些重大科研革命会带来什么长远后果，只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次当我们自以为能愚弄自然时，我们其实只是愚弄了自己。一些科研成果虽然能为一小撮人带来短暂的好处，但长远而言对人类整体的影响却令人忧虑。
利润先行代价沉重
高科技国家以工业化技术大规模生产农作品，已对国内小农户以至发展中国家农民带来严重威胁。而且，以肉碎喂饲牲畜等方法，更造成了疯牛症。工业化的饲养方法以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为名，将牲畜关在不卫生的厩舍，结果产生出危害公众健康的坏肉及污物。大家显然忽略了，当初在实验室研究以肉碎饲养牲畜以提高产量时，实验用牲畜所居住的环境，比农场卫生得多。另外，毫无警惕地对人类及牲畜滥用抗生素，也导致了抗药性致命病毒新变种的出现。以上所有的事例都是由于只看效率，结果令社会付上沉重代价。现在欧盟国家已经醒觉，对食物安全的关注，开始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选举。
我们虽然处身于一个全球化社会，但却经常未能察觉到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吁整个地球。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打破教条，开创了我们寻求科学真理的时代。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科学家都在没有任何管制下进行各种研究。到了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及纳粹德国的医生以人体做实验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才促使世界各国对以人类进行的实验做出规范。其后，各国也开始对以动物进行的实验作出管制。
危险实验能毁灭人类
当代科技已到了全球性的层次，可影响全球人类及野生动物。太阳电脑公司(SunMicrosystems)的首席科学家乔伊便呼吁，科学家应暂停从事某些有毁灭人类潜力的研究工作。可惜的是，仍然没有任何组织因应这些警告，采取防范措施。我们仍未发展出一套全球共识的伦理体系，建设出一套坚实的理论原则，去判断什么应为、什么不应为。因此，我们呼吁﹕现在正是时候成立一个由环境伦理学者组成、经民主产生、具公信力的全球性组织，以全人类的长远福祉为目的来审视新科技发展，并进行广泛教育，使社会各界都了解科技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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