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0日讯】 远在1892年11月19日，恩格斯已经对报刊国家化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依赖于党的报纸。”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的行政控制，进而主张创办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他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批评纲领和策略。”
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党内，尚且可以反对报刊“国家化”倾向，难道还能容忍社会上的报刊国家化倾向吗？国家垄断舆论工具，则是报刊国家化倾向的登峰造极。 国家垄断舆论工具，必然导致如下后果：
1) 限制文化选择自由。思想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文化开放时代，人们可以自由接触各种学说，见多识广。而且，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思辨能力也迅速提高。这些当然是产生思想家的丰厚土壤。但倘若国家垄断舆论工具，文化开放的局面、就难以形成，因为国家是唯一的出版者，显然不会出版对国家它不利的书刊。这样，文化非但不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天地，反而成了国家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强迫人们服从的工具。文化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了。
2) 妨碍科学研究。国家垄断舆论工具，也就是国家垄断了批评的权力。这时，批评就不再是“理性的利刃”而恰恰是“专横的钝剪”了，因为国家的批评总是“想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总是“错误地把个别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强力的命令当作理性的命令，……而把粗暴蛮横当作论据有力”。既然这种所谓“官方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并俨然作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规定科学家应该有多粗的胡须才能成为世界的化身，”科学研究的自由空间也就非常有限，科学的发展也就非常迟缓了。
3) 败坏道德。马克思没料到国家垄断舆论工具这个怪物的出现，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制度是最坏的制度：“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的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事实上，国家垄断舆论工具，比书报检查制度更坏：其所以实行书报检查，是因为还有非国家化的书报存在；而国家垄断舆论工具，则使这种检查成了多此一举──这时，除了国家和国家制造的“人民”的声音外，真的是一点其他的声音都没有了。既然如此，它对道德的败坏，当然更甚于书报检查制度。
4) 腐蚀人民。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精神上的镜子。如果国家垄断舆论工具，人民的这一自我认识的形式就不复存在，就失去了“聪明的首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5) 使国家失去安宁。既然公民只能发表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却为国家所欢迎的“愿望”，国家就无从接近人民的真正愿望。而正确的政策总是人民愿望的真实反映。如果人民的愿望不能自由表达，国家就缺乏形成正确政策的依据，从而导致决策失误，使人民不满。同时，舆论工具国家化，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使社会丧失了监督国家的有效手段，“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就难于清除，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就会加剧。由此可见，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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