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 遠在1892年11月19日，恩格斯已經對報刊國家化傾向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即使是依賴一個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選擇。而且，即使拋開金錢問題不談，做隸屬于一個党的報紙的編輯，對任何一個有首創精神的人來說，都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差事。馬克思和我向來有一個共同的看法：我們永遠不依賴于党的報紙。”基于這种認識，恩格斯反對德國社會民主党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党的机關刊物〈新時代〉的行政控制，進而主張創辦形式上獨立的党的刊物。他在致倍倍爾的信中這樣寫道：“你們在党內當然必須擁有一個不直接從屬于執行委員會甚至党代表大會的刊物，也就是說這种刊物在綱領和既定策略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反對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驟，并在不違反党的道德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批評綱領和策略。”
有嚴格紀律約束的党內，尚且可以反對報刊“國家化”傾向，難道還能容忍社會上的報刊國家化傾向嗎？國家壟斷輿論工具，則是報刊國家化傾向的登峰造極。 國家壟斷輿論工具，必然導致如下后果：
1) 限制文化選擇自由。思想与文化的關系極為密切。在文化開放時代，人們可以自由接触各种學說，見多識廣。而且，在激烈的思想交鋒中，思辨能力也迅速提高。這些當然是產生思想家的丰厚土壤。但倘若國家壟斷輿論工具，文化開放的局面、就難以形成，因為國家是唯一的出版者，顯然不會出版對國家它不利的書刊。這樣，文化非但不是思想自由馳騁的天地，反而成了國家向人們灌輸“正統”觀念、強迫人們服從的工具。文化的繁榮也就無從談起了。
2) 妨礙科學研究。國家壟斷輿論工具，也就是國家壟斷了批評的權力。這時，批評就不再是“理性的利刃”而恰恰是“專橫的鈍剪”了，因為國家的批評總是“想批評而不想受到批評”，總是“錯誤地把個別人當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強力的命令當作理性的命令，……而把粗暴蠻橫當作論据有力”。既然這种所謂“官方理性”不向科學學習，“反而去教訓科學，并儼然作為一种科學的預見，規定科學家應該有多粗的胡須才能成為世界的化身，”科學研究的自由空間也就非常有限，科學的發展也就非常遲緩了。
3) 敗坏道德。馬克思沒料到國家壟斷輿論工具這個怪物的出現，所以，他認為書報檢查制度是最坏的制度：“起敗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檢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惡──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的這一根本劣點派生出它的最丑惡的（就是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這樣）劣點──消極性。政府只听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听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欺騙自己，似乎听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种自我欺騙”。事實上，國家壟斷輿論工具，比書報檢查制度更坏：其所以實行書報檢查，是因為還有非國家化的書報存在；而國家壟斷輿論工具，則使這种檢查成了多此一舉──這時，除了國家和國家制造的“人民”的聲音外，真的是一點其他的聲音都沒有了。既然如此，它對道德的敗坏，當然更甚于書報檢查制度。
4) 腐蝕人民。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精神上的鏡子。如果國家壟斷輿論工具，人民的這一自我認識的形式就不复存在，就失去了“聰明的首要條件”。在這种情況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時陷入迷信有時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5) 使國家失去安宁。既然公民只能發表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卻為國家所歡迎的“愿望”，國家就無從接近人民的真正愿望。而正确的政策總是人民愿望的真實反映。如果人民的愿望不能自由表達，國家就缺乏形成正确政策的依据，從而導致決策失誤，使人民不滿。同時，輿論工具國家化，成為國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使社會喪失了監督國家的有效手段，“國家這個禍害的最坏方面”就難于清除，國家与社會的矛盾就會加劇。由此可見，沒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安定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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