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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9日讯】 有关中共利用处决人犯器官获取暴利的说法时有所闻，但真正直接参与从死囚身上割取器官，并公开在美国国会作证揭发此事的则以王国齐医师为第一人。王国齐于一年前以旅游方式来美即不归，现正请求政治庇护，以下是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全文：
我的名字叫王国齐，今年卅八岁，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师。一九八一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四年进入武警卫生学校学习，取得了外科和人体组织结构的高等文凭。后在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烧伤科担任医师。我的工作要求我从死囚的身体摘取皮肤和眼角膜，我做过不下一百次，有些次是从为了采取他的器官而从被处死的犯人身上取下来的。今天我怀着十分忏悔的心情在这儿作证，指出在中国摘取并买卖死囚器官和皮肤的实况。
我介入采取死囚犯人的皮肤，开始于我在北京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的解放军三○四医院进修“人体组织器官低温贮存及临床应用”的时期。在这儿医生和军人二者的身份是很难区分的。为了能取得死囚的尸体，我们总是给公安及法院等单位“红包”。一具尸体在两百到五百人民币之间。犯人一经枪决后，尸体尽快被抬上解剖室，而不是送到火葬场。我们就取出他们的皮肤、肾脏、肝和骨头、眼角膜等作为研究和实验用。我在这里学习了上述的烧伤专业。一般病人出一百元人民币可买十平方厘米皮肤。
在北京学完后，我回到天津武警总队医院，协助科主任刘凌风和院长宋和平打报告，采购了相关的设备，建立了天津也是全国武装警察的第一家皮库。很快地我同天津市最高法院刑侦科的邢科长建立了联系。
国内每到逢年过节，或者是配合政府部门“严打”的时候，就会宣判枪决一批囚犯。事前，天津市最高人民法院刑侦科就会通知我们医院。医院会每具尸体送三百或六百元人民币到天津市最高法院。此交易没有任何收据、凭证。
当接到正式通知日期后，我们会准备好手术器具，提前一小时到达北仓殡仪馆等候。根据刑侦科的要求，我们参加人员必须穿便装，不能穿警服，使用车辆要用民间牌照。在取皮之前，我们先把囚犯双手绑的绳子剪断，衣服除去。每个囚犯衣服口袋里有一张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犯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及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所犯罪行等，但是判决书上并没有关于尸体捐献的文字，犯人并不知道死后自己的尸体及组织器官会被别人取走。
在火葬场我们必须快速地工作，一般每具尸体取皮只需要十至二十分钟，剩下来的就交给火葬场处理了。我院一年大约要派我们小组的人到刑场取皮五到八次。每次能取四具尸体，这不只是为我们，也为了其他跟我们有较好关系的医院。我院在烧伤科方面在天津享有很高的声誉，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
由于获得大量经济利益，院方就逐渐地要求别的科室也从事这种工作，具体有泌尿科进行人体肾脏移植工作。一次肾脏移植手术所需费用是很昂贵的，大约需要十二至十五万元。
这样高的价格，只有有钱有地位的人能出得起价。有了钱，下一步是找一个合适的供体。一九九○年八月，在警察陪同下我和泌尿科的同事被派去高等法院和监狱，采取四名犯人的血型标本。警察对犯人说是进行健康检查，因此犯人并不知道被抽血的原因，当然更不知道自己的器官将被摘走。取样化验结果，我们决定了一名合适的供体。
供体选定了，院里就举行泌尿科、烧伤科和手术室人员的手术前会议。我们商讨了受体的术前准备工作，及部署运输及人员。刑前两天，高等法院通知来了。当天我们都穿着便衣来到刑场。刑前我们给死囚犯注射肝素，防止血液凝固，有助于器官的摘除。当所有军警医务人员到达后，就把我们要的犯人首先押下了车。
在刑场旁边，邢同义和我两人负责用担架将尸体抬进救护车。戴着手铐脚镣的犯人挨了一枪之后，警察就将他的脚镣打开，我们两人得在十五秒内将尸体抬入救护车内。我们的泌尿专家迅速取下了囚犯的二只肾脏后就立即回医院了。这时车外同时处决了另外三名犯人，这三名犯人的尸体由火化场的工作人员拉到火葬场，我们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内取了尸体的皮肤。我们院长同天津眼科医院和北京304医院关系好，他要求我们也同时为这两院取他们需要的眼角膜。
我虽然参加过上百次的取皮工作，但下面的一次经验使我良心一直受到谴责。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们到河北省唐山地区泺南县取肾及取皮。我们提前一天到达当地。这名犯人是因为偷盗被人发现而杀人灭口，被判死刑。临刑前我给他注射了肝素，防止血液的快速凝固。警卫跟他说是给他注射安定剂，那名囚犯直说谢谢政府。
刑场指挥一声令下，随着枪响，囚犯即时倒地。不知是枪手太紧张没瞄准，还是为了不让器官受损，打得偏了，死者一直在地上打滚。我们奉命把他抬到救护车里，泌尿科的医生王志富、赵庆林、刘启友迅速准确地将囚犯的肾脏取了出来。取完肾脏后，他还有呼吸及心跳。刑场指挥问县法院的同志，是否需要再补一枪。得到的回答是，两侧肾脏都取出来了，他绝对活不了，不要浪费子弹了。泌尿医师们赶着回到医院，县里的人，行刑人员和武警都接着离场，只留下我们烧伤科取皮肤的几个人在车内取皮。我们听得到外边的围观群众的声音，很是惊慌，怕死囚的家属也在人群中，会冲上车来。我们只取了一半，就将尸身装入大塑胶袋内，丢进县火化场的运尸车上。当我们的车离开临时刑场时，老百姓就开始向我们的车后抛石块。
自从这次事件后，我常作恶梦。我参与为中共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服务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病人的健康。虽然我也为烧伤的病人和器官移植病人服务过，但这并不能开脱我曾经上百次地参与有伤医德和不道德的摘取皮肤器官的做法。
我决定不再参加这种摘取器官的工作了，我的妻子也支持我。我写了书面的报告要求调动工作。但院方不同意，说没有其他合适我技能的工作，并要求我交出书面的保证永远不将我们医院及科室关于人体器官贮存及来源和高价出售等等情况曝光，要永远保密，否则就要对我不客气。同时又派另外一名医生，去北京解放军三○四医院再次学习，接替我的工作。直到我一年前来美国，他们武警天津总队医院还在进行着人体的器官买卖。我要把这一切可怕的真相公开出来，希望这样能促使他们停止这罪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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