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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0日讯】 二战之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都不会象此次北京申奥成功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钜额的资金，掀起如此罕见民族主义狂潮，即便是80年代的前苏联和南韩急需主办奥运来证明自己，也没有表现出今年中国的狂热，北京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国家最高决策层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的背后，支撑着这种狂热的强国心态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无以作为傲视天下的资本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我想，尽管国际奥会的成员们再三强调体育与政治无关，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以此来应对国际社会对大陆人权状态的指责。他们心中太清楚大陆申奥完全是政治决策，那些心怀善意的委员们希望借此来推进大陆的政治改革。
实际上，自从中共执政以后，体育就是国家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是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原子弹的升空，一起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中国乒乓球队在六十年代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心中摸不去的记忆，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 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世乒赛冠军）。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类”的病态乌托邦意识形态说教来支撑，他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对外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来收买和支援第三世界，特别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对内，只能是在全封闭的状态下没完没了地折腾本国人民。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放弃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和称霸野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乒乓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外交使者。在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84年洛山矶奥运会的金牌零突破，受到全国民众的特别瞩目和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在自发的为女排的胜利而欢呼的狂热中，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由于八十年代正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的承认。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美妙的生活，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的大陆中国，虽然也有”振兴中华”的情结，但是基本上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主要强调正面的对外开放，而很少有反对美国及西方霸权的号召。
六四大悲剧的发生，使人权问题成为中外关系中最为醒目的冲突焦点，特别是以对美关系为主轴的外交战略严重受挫。它不仅是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内加强控制的转捩点，也是对外交往的转捩点：由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收缩为只在经济领域继续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则以”反和平演变”和反霸权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由以支援为主转向以遏制为主，起码是经贸上的往来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遏制并行。正是由于六四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改革以来的空前困境，也由于邓小平本人的实用主义，所以邓小平制定的”决不当头”的韬晦之策，成为大陆对外关系的主导。在这种内忧外困之中，中共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1990年的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申奥决策，都是体育外交的重头戏，以至于为此而释放了头号政治犯魏京生。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它的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它的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它的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随着元老集团的自然消失和江泽民的个人权力的上升及巩固，正如江核心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毛思想和邓理论一样，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鼓荡下，江核心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同时，中共的外交虽然基本上延续邓的韬晦方针，但是江泽民越来越想成为大国元首，逐步以大国外交取代了邓的”韬光养晦”，抓紧参与国际事务和提升军力。96年的大规模对台军事演习、97年的香港回归和出访美国、98年克林顿的访华以及与俄罗斯的结盟……成为江核心主政后的展示大国外交的重头戏。但是，江核心除了在全世界留下众多笑柄的作秀之外，并没有给大陆的外交困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由于苏东旧体制的全面崩溃及亚洲国家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加速普及，在全球推行人道主义的经济制裁及军事干预的成功，台湾第一次全民大选以及后来的政党轮替的成功……使大陆的一党独裁政权日益陷于道义上和实力上的双重劣势之中。
基于此，中共越来越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而在外部，以对美关系为主轴的大国外交不断受挫，1999年的使馆事件变成了新的国耻，反美反西方情绪再一次掀起高潮；同时，由于江核心在此涉及国家主权的严重事件中，除了对内的煽动之外，对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大国所应具有的强硬姿态，使民族自尊备受打击的民众对江核心的外交政策的不满日益加深。接着就是布希新政府的上台，一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外交方针，把”战略伙伴”变成”战略对手”，把全球战略重点移向亚洲，对中共政权形成围堵之势。而恰在此时，撞机事件发生，尽管江核心遵照国际惯例对撞机事件的低调处理在外交上是明知之举，但是却使大陆本来已经非常狂热的反美情绪再一次受到压抑，进一步加深了因使馆风波而凝结的国耻……加上美国围堵大陆政策的逐步成型和对台军售的升级，大陆的官方和民间都把对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申奥之上。
于是，象中共执政以后一直把体育作为政治统治工具一样，申奥又一次作为对外的政治王牌被打出，中共政权想以申奥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民众以此来宣泄由93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的现象，实乃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此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而且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外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因此，申奥的成功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江核心和大陆民众，得到了一份来自的国际奥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主流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共政权在政治上的改革，使之逐步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新秩序，加快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之逐步走向健康的民族自尊，以平等和宽容的不卑不亢的心态面对世界，那麽，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大陆目前的现实并没有给人以如此乐观的信心。就在申奥成功的狂热还未完全冷却之时，中共就在北京举办旨在加强打击法轮功的大型”反邪教展览”，媒体中充斥着歌功颂德和民族主义的高音，中共也并没有作出多大的改善人权的姿态（释放李少民与申奥无关），即便中共因此释放几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知名政治犯，只要中共政权依然不能善待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极度挥霍和执法者借奥运来滥用权力，不放松对媒体、言论、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的压制，不通过修宪使私有化真正合法化，不切实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放弃陈旧的户籍制度来改善广大农民的受歧视境遇……政治奥运为世界带来的就是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中共借此更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权贵们借此大发奥运横财，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也因此而愈益膨胀，使政治奥运变成劳民伤财、扰民害民的腐败奥运。2001年7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信报》200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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