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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3日讯】 人民（或者民众）并不是神明的化身。神明是完美的，完美的人民何所在呢，我们看到过各个民族的思想家、政治家乃至一般人对本民族之国民性格的批评。神明是全知全能的，而人民，或者是“全能”的吧（所谓“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是也），然而假如这种“全能”建基于“全知”之上，人类也不至于有疯狂的历史，地上的天国早就建成了。
人民有力量，然而却不是“全知”的，看到这一特性，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当华老栓揣着馒头去沾夏瑜的血时，还有无数的人如同被提了脖子的鸭一样在看他殒命，那时，夏瑜肯定感到了这一点。当伽利略被火刑烧死时，他的身边也少不了人民群众在愤慨着他叛教的学说，伽利略说就算烧死我天体的运行也没有改变，这是坚定，也是无奈。
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说，“人民群众服从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整个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见《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他所做的，是以自己的思考“推着”俄罗斯人民群众转向西方文明。从他的思想路径，我们不难看到俄罗斯民粹主义者以及职业革命者的心灵。他们心中有理想，却失望于人民群众思考能力的缺乏，于是壮怀激烈地自命为“先知”，为了人民的光明而无怨无悔地冲锋陷阵了。
他们的行为已被认定为可贵品质的表现。我想，自十二月党人以降，俄罗斯革命者身上已经表现出“为高尚目标而不惜一切（手段）”的特质，这种特质预示了现代俄罗斯的巨大苦难。确实，人民群众往往“服从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然而，一旦主动地利用起这种服从性来，“以人民名义”的邪恶就会出笼。早斯革命者之所以可贵，唯一的维系不过是其道德的无可置疑而已。然而，你不能保证所有的利用人民群众的弱质性的人，都具有圣人情怀，而不是装扮成圣人的魔鬼。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于是“多数绝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一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所以英勇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为此“不论事件的大小，领袖具有绝对的权威”。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人民群众之弱质性的一种透彻的说明及恶意的利用。人民是愚蠢的，然而人民是有力的，希特勒一点也不掩饰他的观点，却曾经得到德国人那麽疯狂的拥戴，事实确乎证明了“人民群众极类女性”的观点。
有必要比较希特勒与恰达耶夫的异同。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弱质性上，他们无疑是有有共性的。不同在于希特勒把这种弱质性加以强化，他在论述宣传方略时，明确地说过，“应该把大战的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这“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恰达耶夫等“先知”不同，他们看到人民群众的弱质性，是要给他们带去光明的，他们以“先行”或谭嗣同式的“先流血”来唤醒民众的觉悟。
这种分野在很大程度上，靠个人道德在壁垒化。众所周知，因为道德谎言的易操作性，道德维系总体上看是脆弱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以全体民众的服从以实现一己之欲的人，满可以把希特勒式的“人民群众极类女性”的叫嚣收起来，而且大赞人民群众伟大无比，实际上所行的仍然是希特勒那一套，将民众视为愚民，又以愚民政策来使之彻底愚化或奴化。这种搞法，古代的皇帝，现代的暴君，都不是没有做过。口赞民众伟大如神圣，而对民众的任何权利要求都驳之以“素质不高”，这种现象在所多有，其表面话是要建造最为理想的社会运行机制，潜台词则是“人民不过是一帮愚民”。
人是不完美的，民众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到哪里也找不到臻于理想了的人民。这是改变不了也无须改变的事实。人民并非全知全能，这是一种可以接受也必须接受的特性，对此失望，便是暴戾待之的开始。任何先知与思想家首先要放弃的乃是超出人的现实的设计。千年至福的设计，最易于希特勒式的人物来统领众生。并不完美却现实人道的道路，是“民主为民众而存在，而非民众为民主而存在”。
——转自《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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