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府二鹿三艋舺”，是众所周知的台湾俗谚，用来形容清朝时台湾三个繁华的港埠，但较少人知道，在艋舺（万华）还没兴起之前，更早的说法是“一府二鹿三新庄”。
新庄曾经是台北首善之区。康熙48年（1709），清廷政府发出了第一张台北盆地的垦照，随着新移民的涌入，很快在现在的新庄平原上形成一个新的聚落，这个聚落被移民称为“新庄”。
雍正九年（1731），新庄街的妈祖庙（慈佑宫）落成，庙前的河港码头，是新庄对外的门户，新庄以淡水河的舟楫之利，迅速成为淡水河流域农产货物的集散中心。乾隆15年（1750），清廷将原驻守八里坌的巡检署移驻新庄，显示当时的新庄已成为台北盆地的行政和商业中心，行政区域属于淡水厅兴直堡新庄街。
直到嘉庆时期（1796－1819），由于淡水河上游大嵙崁溪（大汉溪）逐渐淤浅，加上台北盆地的开发及发展渐向东移，时运东转，位于淡水河右岸更下游的艋舺（万华）兴起，于是新庄港渐趋落没，原本的政经地位被艋舺所取代。
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新庄老街，就位于今日的新庄路，大约一公里长的菁华区域内，古庙、老屋、旧巷与现代建筑杂处，老街上的广福宫、文昌祠、慈佑宫、武圣庙，都已被列为历史古迹。老街店铺栉比鳞次，虽然传统的店铺商号所剩无几，仅零星散落于老街狭窄巷弄间，仍然可以让旅人在寻寻觅觅中，发现新庄老街的历史风华与沧桑。
初次造访新庄老街，才体会了这里旧街路窄及寻找车位的困难，难怪新庄人对于兴建捷运与维护古迹的取舍，态度相当的明确。老街附近的巷道大多是单行道，路旁又多划红线，外围的旧省道（中正路）则正在捷运施工中，空间更为局促，交通亦显困顿。
开车绕了一圈，我便放弃寻找车位的念头，将车驶进大观街的一处民营停车场。停车费一小时20元，还算合理。从停车场走到新庄老街，大约三、五分钟的路程而已，也相当方便。
我从广福宫（新庄路150号）展开今天的老街之旅。广福宫，创建于清朝乾隆45年（1780），祀奉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指的是广东境内的巾山、明山、独山这三座山峰的神灵，这一信仰随着粤籍移民来台而传入台湾。广福宫并不是新庄最古老的寺庙，却是新庄唯一的国家二级古迹，是老街四大古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庙。广福宫有此这种幸运的际遇，却是源自于它不幸的历史命运。
新庄自古以来为北台湾重要的聚落，各族群之间，为争夺地盘而时有冲突，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械斗。道光14年（1834），闽粤移民，分类械斗，结果粤籍移民落败，于是粤籍的客家人纷纷迁往桃竹地区。新庄广福宫的香火随之没落，寺庙经费短绌，因此历年整修及重修的次数较少，反而因此幸运的能保存了较多的古庙特色。站在庙前广场，可以看见三川殿典雅的燕尾屋脊、优美的剪黏，殿前的龙柱或石狮，壁堵石雕，都散发出朴拙的古色。
广福宫的前殿采三开间，三副门联清楚述说了三山国王的历史由来。有别于一般寺庙门联多歌颂神功浩荡，广福宫的门联则多了一分历史的描述与感喟。
南宋末年，宋帝躲避元兵追击，一路逃难至广东，相传当地巾山、明山、独山的神灵化为神兵，击退元兵，使宋帝幸免于难。因而得到宋帝诏封为“三山国王”，从此受到当地粤籍百姓的敬祀。
这三副庙联交待了这段史实，中、左、右联分别写着：
“山岳效精忠赤心为国，朝廷优宠锡丹诏封王。”
“恨不能如岳降崧生同扶宋室，要何妨与天祥世杰共挫元兵。”
“可怜三百年来宋室将倾济济仅知死节，却羡八千里外元兵直逼巍巍共乐效忠。”
虽有忠臣效命，又有山灵暗助，却终究未能挽救大宋江山，宋朝覆灭，忠臣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先后蒙难，而两宋灿烂的文化，“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然而，三山国王成为客家人的信仰，则绵延流长，相传至今。这种信仰，也蕴含了客家人所重视的义民精神，不钦羡浩荡的神功，而向往忠义的精神。
庙内保存了两块古碑，一是乾隆15年（1750）年，刘伟近、刘能诒所设立的“奉两宪示禁碑”，公告官府明令禁止敛派滋事，另一古碑是刘姓等人捐款助庙买地的事迹。两块古碑透露了广福宫与新庄刘氏家族的关系。乾隆28年（1763），刘姓家族在新庄平原开辟刘厝圳（万安圳），使稻作产量大增，而提升了潮州籍移民在新庄的经济实力，所以才有后来广福宫的创建。
今日的广福宫，门前冷清，庙旁庙前连一家冷饮或小吃店都没有，游客香客稀疏，与老街西侧的慈佑宫、关圣庙周遭繁荣的市集形成强烈的对比，依然反映了新庄族群兴衰的历史往事。广福宫的对面街上，另有一间古老的福德祠，庙宇已翻新，而确切的创建年代已不可考。庙内匾额写着“光绪壬午年重修”（光绪8年，1882年），可推想土地公庙的历史必然悠久。广福宫坐北朝南，面向大汉溪，而福德祠则坐东朝西，朝向大汉溪的上游。
沿着福德祠前的思明路向南行，再右转碧江街，不久就抵达了另一间古庙文昌祠。文昌祠创建于嘉庆18年（1813），是淡水厅继竹堑城（新竹）兴建文昌祠之后，所创建的第二间文昌祠，反映出新庄当时的地位及文风之盛。
文昌祠最初设于老街慈佑宫（妈祖庙）的右后方，光绪元年（1875），因增设义私塾，以教育培育地方人才，旧址空间不足而迁建于现址。文昌祠从此成为新庄地方的文教中心。
直到日本统治台湾，日本人设置“台北国语学校新庄分教场”，即以“文昌祠”的义塾做为临时教室，后来才成立“兴直公学校”（国民小学），即今日“新庄国小”的前身。
文昌祠的前埕右侧有一座水泥砖砌的传统敬字亭，颇有古味。前殿大门未设置石狮子，而是以一对巨大的抱鼓石做为稳定门座之用；门柱亦无楹联，表示不敢在文昌君前卖弄文章。壁堵雕饰为传统的螭龙圈卷纹透雕木窗。 庙内正厅悬挂的古匾“世范仪着”，是道光4年（1824）新庄县丞詹英所题。
比起广福宫的冷清，文昌祠热闹多了，前埕有工人正忙着搭设祭典所需的棚架，殿内则见不少家长带着子女，拿出准考证在柜台登记，然后备妥供品，向文昌君祈求考试顺利，能金榜题名。今日的学子得参加学测基测，竞争程度宛如昔日的科举考试，因此文昌祠历久弥新，香火依旧鼎盛。
沿着碧江街前行，路过一间“万应堂”（有应公庙），接回大观街，再绕回新庄老街，续走往老街的热闹的区域。位于新庄路208号的慈佑宫是新庄最古老的寺庙，祀奉天上圣母妈祖。
慈佑宫，俗称“新庄妈祖庙”，创建的年代有不同的版本说法。连横着的《台湾通史》云：“慈祐宫，在兴直堡新庄街，康熙廿五年（1686）建，祀天上圣母。”将慈佑宫的创立前推至清朝统治台湾之初。但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
康熙36年（1697），郁永河前往台北盆地的北投采硫，行经桃园以北，多是一片荒芜的草原，当时新庄仍是平埔族武唠湾社的生活领域，或许有少数汉人偷偷入垦，但建庙的可能性并不高。
较确切的说法是，慈佑宫始建于雍正7年（1729），雍正9年完工，初名“天后宫”。乾隆18年重修后，才更名为“慈祐宫”。由于拥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又历经多次整修，慈佑宫保存相当多记录历年捐修的古碑，多镶嵌于东西庑廊的墙壁。看着墙上一块块古碑，不同的时代纪元，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庆十八年”（1813）、“同治十三年”（1874）等，记载着不同时代的信众慷慨捐款重修慈佑宫的事迹。而从古碑上一连串的商号名称，可以想像当时新庄街商业繁荣的景况。
慈佑宫在民国54年（1965）经历大修，多用水泥、磁砖建材取代传统木作及白石灰墙，大大减损了原有的古庙丰采，导致如今只能屈就为三级古迹而已。对于当时主持重修的负责人，或许不能太过苛责，毕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想法，在后人看来是很明显的错误决策，在当时或许被被认为是正确而合理的。历史虽然能够提供教训，而教训的案例也颇多，但后人往往又囿于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又未必能记取教训，所以历史才会一再重演。
慈佑宫的门前，正对着利济街，利济街的尽头，就是大汉溪的河水，河岸边就是二百多年前繁华的新庄港码头了。如今只见一道挑高约四米六的堤防沿着河岸兴建，阻断了新庄老街与河水的长远关系。我想看看昔日河岸的码头踪影，于是爬上了利济街上新庄第一市场的三楼顶，终于看见大汉溪的河水，缓缓平静的流向艋舺、大稻埕，而码头早已消失无踪。新庄曾有过的繁华历史，一如这悠悠流水，悄然地向北流逝。（～待续）
旅记日期：2009.01.04
——本文转载自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http://www.tonyhuang.id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