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夏墨竹墨尔本采访报导）墨尔本著名华人作家阿森说：“人生本身就是喜剧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喜剧，就是悲剧，如不喜不悲，那一定是闹剧。”
二十年前，阿森带着一口箱子、三百美金，还有《许国璋英语》第二册的水平来到了墨尔本；二十年后阿森在他虽然不是面朝大海，但却是面朝山坡、春暖花开的房子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坐在我面前的阿森，如今不仅是一位自我满足的人，更是澳大利亚华语文坛上成绩斐然、卓越出众的一位作家。
阿森对我说，“来澳洲二十年，前十年没写过一个字，写作也是这十年的事。”机缘巧合，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阿森开始用写作的方式表达并确定自己的思想，一投入文学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文学天赋、才华及丰富的阅历，更兼他与生俱来、从未磨蚀的明澈心灵，使他的文章在海外华文世界中脱颖而出。
他的视角富有洞察力，借笔抒怀言志，笔锋敏锐犀利，语言幽默诙谐，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让人在开怀一笑之余，不禁也掩卷沉思。他笔下的小人物们栩栩如生，他们人生的悲喜剧，使人笑，使人哭。阿森说，我来自社会的底层，反映的也是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修史于民间。从小就喜欢乱读书的他总是谦虚的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其实很多人都很有生活阅历，只是不能表达出来，我大概还能表达出来。”他还说，写作是一件愉悦的事，“我从来没打过草稿，写作永远是一气呵成。”
叫父亲太沉重
阿森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均是晚清大学士和大学生，父亲毕业于蒋介石创办的中央政治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前身）法政系，阿森本人和他的儿子也都是大学生。五代书香门第的家族如今在中国可不多见。
谈起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阿森说是第一眼见到父亲，那一年阿森28岁。他指着照片上父亲的毕业帽说，“这是蒋介石校长给我父亲带上的。不过我父亲倒霉也为这个学校。1949年以后有一个规定，凡是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律七年徒刑，不管有事没事。我出生三个星期后，我父亲就入狱了。他关在监狱里二十多年，很幸运，躲过了文革，要是在外面，肯定也被整死了。我28岁第一次见到父亲。我没法叫爸爸，真是叫父亲太沉重。但我从来没觉得我父亲是被冤枉入狱，他的遭遇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要放在历史中考虑。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悲剧。”
17岁那年阿森上甲板做了一名水手，后来读大学，当船长，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吹过十年海风的他说，“海会给你性格上有一点转变，锻练你坚强，看的很开，遇事不惊。”他也说海上的生活很无聊，并不像你想像得那么浪漫。
在船上，他结识的水手长命和王扁，还有第十七名船员，后来都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阿森用黑色幽默的叙事手法讲述了这些小人物人生的悲喜剧，透露出他们身上人性的绝望、扭曲和挣扎。阿森在书中说，那些死去的人匆匆来、急急去，“真正悲惨的是还记得这些故事、向后辈说这些故事的人。”
“吃狗食”
二十年澳洲生活，阿森干过机械工，当过清洁工，洗过盘子，送过广告，后来又自己创业做了老板。他给我讲了一个在澳洲“吃狗食”的故事。
“我们刚到澳洲时很穷，买东西都斤斤计较。”阿森讲道，“有一个朋友说在维多利亚市场买鸡肉才九毛九一公斤。大家都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啊，都去买。我记得那天做的是红烧鸡肉丸子，结果一口咬下去，满口碎骨头，全吐出来了，这是狗食！那时，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所有的鸡肉，包括鸡骨头都应该是给人吃的，不应该是给狗吃的。我们买鸡是过年时吃的，而西方国家的鸡肉可以给狗吃，我们无法理解，其实这是两个社会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很大的。”
阿森还说，当年他来澳洲时，英语并不好。英语好是后来做咖啡店生意的时候，七年做下来，英语进步很快。他在澳洲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工厂开机器。“老板是西人，我是他们厂第一个寻工的中国人,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西人，直到现在，我们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在那里做了十年才离开，做得十分愉快。”
阿森说，“那时我英语也不好。一个西人老是跟我说，他每天早晨四点钟带他的女儿去上班。我总是想不明白他女儿在政府部门工作，怎么要这么早去上班。其实就是英语问题，英语中女儿和狗、工作和散步读音相近，我没有分清，后来才明白，他是说，他每天早晨四点钟带他的狗去散步。当时不了解西人的文化，不知道狗是要出来遛的，这些生活习惯都不了解。”
阿森说：“澳洲的社会结构、处事方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曾经陪一个朋友，他要在澳洲注册一个公司，大概要交几十块钱，需要三个工作日。我那个朋友不放心，因为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司，要花很多钱去打点，搞通很多环节。澳洲政府有专门管公司注册的部门，我朋友就和那个西人官员套近乎，跟他说，你人真好，今天晚上我们请你在唐人街吃饭。结果那个西人欣然应许，还带了另外一个人来，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吃了饭。吃完饭，那个西人问我朋友，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我朋友说，就是希望你们能批得快一些。那个西人说，你要我两天也不可能，四天也不会，三个工作日就是三个工作日，你大后天过来拿就是了。结果这顿饭等于是白吃了，不过也很好，给澳洲人留下了中国人非常好客的印象。”
阿森说：“我们在澳洲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吃狗食’的经历，一步一步走过来，二十年的西方生活，我们可能还是不断的在吃‘狗食’，只是类型不同罢了。”
澳洲梦
阿森从来不觉得在澳洲打工很辛苦。他说，“恰恰相反，到澳大利亚我找到第一份工干第一小时的时候，我兴奋得不得了，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终于也可以赚外币了！在澳洲，天非常的蓝，第一次有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能在这片蓝天下骑自行车，真是一种幸福，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社会里面；第一次开汽车的时候，我也想，这么蓝的天，如果这一辈子能这样开汽车多好，从内心里很珍惜这样一个社会。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现在觉得非常幸福，没有理由不幸福。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是一个很宽容的社会。”
他说：“在澳洲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可能别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澳大利亚每三年选举一次，选举都放在星期六，奇怪的是我观察到每次星期六都是一个大晴天。星期日早上我醒过来，每次我都想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改朝换代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变，这么轻松，就像昨晚开了一个party，星期日又是一个好天气。这说明澳大利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制度很合理，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制度。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制度下，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你永远放心，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就叫安居乐业。而中国改朝换代往往都要流血的。有人说，邓小平把政权传给江泽民，江泽民把政权传给胡锦涛，并没有流血冲突，但这种说法不对，只不过回到了三千年前尧舜禅让，不是进步，是倒退。
阿森笑着说：“过去在中国总是说外国梦，住洋房、赚外币、开汽车，现在都有了，我非常满意，感谢澳大利亚。”
他还说，“我们从中国来的移民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当然西方也有糟粕的东西。一个民族应该要有创造力和包容力，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两点很重要。”
阿森谈文学
阿森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点横竖撇捺》于去年面世，我去参加新书发布会时买下了一本，故事厚重感人，读之爱不释手。阿森在书的扉页上题词：“如果喜欢你可以享用，如果不喜欢你可以开骂。”足可见作家的宽容和潇洒胸怀。
在这次采访中，当我谈及这本书时，阿森说，“其实写的时候倒也不是刻意要写死去的人。写完之后，才发觉这么多相识的人都死了，包括我大哥给我的书写完跋之后也死了。其实小的故事在一起不经意也写出了历史，历史就是这样的。”阿森对我说，他目前的创作已转向哲学思考与时评，第二本书《倒着看，正着想》很快将与读者见面。
阿森给予网络文学很高的评价。他说：“网络文学是平民文学，这种平民文学往往比官方文学要来的好，平台多，给很多人一个机会。网上有很多高手，写的非常漂亮。这些民间高手绝对不是作家协会培养起来的。高手不在作协，高手在民间，那些自称高手的一定不是高手。”
阿森评价鲁迅：“我不太喜欢看，他的作品也看得不多。倒不是说鲁迅不伟大，只是每个人的阅读兴趣不一样。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晦涩，透露着一种蛮阴暗的心理，不是很包容的感觉。”
在谈及澳洲社会主流文化时，阿森说：“澳大利亚是多元文化、多元民族，人口这么杂，就像整个海洋，黄鱼和黄鱼在一起，带鱼和带鱼在一起，很难找出一个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实华人文化也属于主流文化。当我们谈主流文化时，潜台词是主流文化是高级文化，好像档次高一点，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就行。”
作家应该说真话 读者也应看真话
阿森说真话。他的率真、坦诚和谦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海外作家的大环境比中国好的多，但如果有思想写一些真实的东西，对一些海外作家还是很难。”
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正常的国家，知识分子和政府的距离都是渐行渐远，永远站在政府对立面，知识分子只有不断的批评政府，才能促使政府积极向前走，变得更好，而不是拍政府的马屁，这样的制度才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就是一个坏的制度。”
他批评中国的作协体制，称“没救”。他认为作家根本就不应该由政府养着。阿森说，“中国的作家是政府发工资，谁敢说发工资的坏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府走得太近，太利益化。文学这个东西一染上官气，就好像腐蚀剂，很难有好的东西出来。1949年后，中国根本就没出过一个大家，因为作家没有空间。”
阿森笑谈，有很多书写出来其实是无病呻吟。他在上海书城看到有一个广告：买两本书送一个油壶。他说，“这广告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一个讽刺。书现在是搭卖，真是可笑。中国的书商业化到了这个地步。那是不是中国就没有好作家呢？你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建一离开中国这个环境，也写出好东西来了。”
阿森说，“我们在海外都关心中国，我们批评中国，是希望中国更好。有些读者党国不分，一说共产党不好，他就以为是说国家不好。其实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没有共产党，中国人创造了这么优秀的文明，共产党才执政六十年，而共产党执政这六十年是最糟糕的六十年，死人死得最多，政治运动最多，非正常人口死亡最高的六十年，民不聊生最厉害的六十年，所以党和国一定要分清楚。其实国民党也是党国不分，我不仅骂共产党，连国民党一起骂。”
阿森说，“这次温家宝提倡说真话，我听到都要笑死了。说真话本来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在中国说真话成了一种号召，说明没有人说真话，这是一个假话的世界。”
阿森遗憾的表示，“大陆很多读者其实很有思想，很有观点，他们很渴望知道一些真的东西，只是中国那个大环境不允许。恰恰我们海外的很多读者，在大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真的东西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看。”
阿森表示，“中国假的东西太多，没有多少东西是真的。你看上海世博会试运行期间，假的东西又是很多，吉祥物是抄袭美国的，世博歌曲是抄袭人家日本的，中国馆的整个造型也是抄袭日本的。中国缺乏创造力，整个民族是被某种压力压着，没有自主创造性，而且现在中国人都被引导到利益上去了，利字当头，什么东西我拿过来copy一下，明天就可以赚钱了，干吗花几百万搞科研、搞研发呢，何苦呢？现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中国发明创造的东西，在外国人眼中能代表中国文化的除了春卷、功夫，还有什么？没有东西向人家展示中华文明。什么是中华文明，连自己都说不清楚，而且中华文明还被滥用，尤其是各国建立的孔子学院。”
阿森谈话，率真无忌，坦坦荡荡。我感慨的想，追求自由精神的他终于可以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了。然而在他不露声色的嘲讽微笑里，我总能觉出那种认真诚挚、悲天悯人的情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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