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22日讯】编者按：他在喀麦隆做了十年黄金时段的电视主播，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国际新闻界几个专业机构的正式会员。抱着想成为21世纪的托克维尔，2006年塞恩展开了一趟中国探索之旅。
四年间，他从新浪网上多产、最受欢迎的博主之一，到遭受恐吓虐待的阶下囚；他曾应邀大学教书，迎娶四川美娇娘，而最终不得不带着巨大的身心戕害逃离中国……这一切转折，仅仅源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的肤色是黑的，很黑。
塞恩的痛苦说到底有两个根源：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官僚欺凌。他发现中共政府在这两者之间做得“完美无缺”，并互相“取长补短”。
派翠克．帕普里欧．塞恩（Patrick Pieplieu Sianne）在他的家乡喀麦隆做了十年的电视主播，并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2006年他开始了一趟中国探索之旅，他想做21世纪的托克维尔，但现在回首当时的中国之旅，他说：“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到恐怖的摧残，犹如掉进一个无底的黑洞。”
塞恩放弃电视主播的职位游历中国，希望自己能成为21世纪的托克维尔，可见他把今日中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出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美好愿望，他希望中国之旅能揭开他心中的疑惑，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新的中国。正如他从牢房里被保释出来时人们所说，他确实是怀着一个崇高的目的来到了中国。
四年后他回到喀麦隆，并写了一本书，讲述他对当代中国和共产主义领导的看法，和探索之旅前的想法有个180度的大转弯。
塞恩这位新浪网上多产、最受欢迎的博主之一，在被投入牢房前，曾于2007年充满好感与敬意地写道：“胡锦涛主席的勤政管理，他的远见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同类中最好的……”。不过现在他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共产党已无意于做任何深层的、有意义的变革。”
对于塞恩，这是痛苦的经历换来的血的教训。与中国警察的暴力冲突，在等待盖章的过程中与官僚的抗争（那个章子可以改变他的命运），全部源于一个深层蔑视：他是个黑人，却跟一个聪明年轻的中国女人约会，并且娶了她做妻子。
2010年10月回到喀麦隆几天后，他写道：“我身体上仍然感觉到痛苦和震惊。我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可怕的局面当中。”在法国，接受电视采访时，很多西方观众都震惊于他在中国所遭受的折磨。
塞恩的痛苦说到底有两个根源：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官僚欺凌。他发现中共政府在这两者之间做得“完美无缺”，并互相“取长补短”。
缘起：到中国找寻一群新人
故事起缘于塞恩这个电视新闻人对中国感兴趣的职业好奇：他想知道喀麦隆的最新移民——中国人，“为什么要登陆我们亲爱的祖国（喀麦隆）来追寻他们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还是马可波罗时代那样令全世界向往的宝地？或是像现在国际财团们所说的，到处充满机遇的乐园？”
时光倒回到2006年。当他怀抱着希望前往中国时，他心里期盼着“以开放的心胸，想要找到一群新的人。”
他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很快就进入上海一所有声望的学校，成为一名寄宿学生，学习了一个学期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他获得了学生签证，这真是个好的开始。
暑假来了，学生们各有各的度假方式，不过校方给大多数西方学生提供到夏令营教英语的称心工作，但是塞恩每次见未来的雇主时，都被校方打断。
其实塞恩的简历很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喀麦隆做了十年黄金时段的电视主播，并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国际新闻界几个专业机构的正式会员。不过简历上没有提及塞恩的国籍或肤色，一个朋友在推荐信上写道，塞恩的肤色“黑，很黑”。
签证：种族主义的惩罚工具
透过上海一个相识的法国人介绍，塞恩在云南偏远的山区、与缅甸、老挝毗邻的地方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个地方是自治区。他起初在云南丽江为一个叫做“小巴黎”的餐厅做销售和市场营销。后来他又在曲靖一个中学找到一份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未婚妻，来自成都的朱丹。
这时，塞恩的签证成为焦点，因为这是种族主义变相利用来惩罚他的面具。塞恩来中国时持旅游签证，在上海他改为学生签证。
在曲靖的工作机会出现之前，他本来打算在“小巴黎”工作一段时间后继续学习，并准备进入丽江某大学，同时做学生和老师。但他后来取消了这个计划，选择到曲靖一中教书，而曲靖要求有工作签证。
曲靖一中是云南最古老、最好的学校。塞恩由一个国营招聘机构——中国应用技术对外交流促进委员会云南局培训中心安排到这里，在与这个“培训中心”的领导人的交往，正是他在中国命运的关键。
在一封措辞委婉而又强烈的投诉信中（这封信2007年通过一名中国律师发给了当局），塞恩把该培训中心称为：“不负责任的公民集合”，“一个黑手党组织”，“一个充斥骗子的教育机构”，一个“冷酷”和“鲁莽”的组织，其充满偏见、戕害别人却可以免受惩罚，给他本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政府误导与制度化歧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曲靖一中教学一个月后，塞恩收到一封政府文件，指示他到香港去修改他的签证，把目前不能工作的学生签证，改回到可以工作的游客签证。于是他飞到深圳，然后坐船到香港，但是在中国检查站出事了。他等待数小时之后被告知，作为一个非洲黑人，他不能徒步跨越检查站，前往香港。
政府文件的误导，虽然比起后面发生的事情来说，是件小事，但这却是以制度化的官僚形式，让塞恩尝到了中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滋味，在上海的时候，他只是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点。他回到昆明发现，因为签证的麻烦工作差点没了。
一番谄媚之后，当局允许他去澳门处理签证的事情。由于非洲人去澳门被要求带大量现金，塞恩从上海的另一名法国人那里借来1万元——相当于城里人一年的平均收入，是乡下人年平均收入的数倍。
获得工作签证后，他就安顿在该学校就业。在那里他认识了苗先生，一个地方党组领导，培训中心的副总裁。不幸的是，他成了塞恩的直接上司。
公社模式下的管制利剑
“在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那些党官们会发掘男人兽性的一面：傲慢、吝啬、嫉妒和其它的恶习。这些不好的东西不仅不受任何制度性的约束，并且在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下刻意让其恶化。”塞恩这样评价他的中国上司。
所有这一切都交织在塞恩的生活中，开始表现为一种蛰伏的种族歧视，有时那些种族歧视的泡泡会冒到表面来。然后就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旧模式，生活和工作安排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谓的“单位”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员工和雇主都住在同一大院。在这种环境中，对日常生活琐事滥用权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塞恩很快就体验到它。
最初出现麻烦是因为塞恩企图把未婚妻带到家中来。苗先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彻底否决。塞恩没有理会，没有规定说不准带未婚妻回家啊。苗很生气。
塞恩说：“对苗而言，一个黑人和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约会就是冒犯，”他讲述了发生在他公寓中的一次交流，“你可以看到……他来了，看到了我和她的照片挂在墙上……她离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另一个要求是12月16日……塞恩父亲的忌日，他要邀请朋友来，遭到拒绝，说“不可能”。自从父亲1971年去世以来，塞恩每年都纪念父亲的离世，他不想被一个自以为是的党官阻止了这个仪式。因此，他又为这事辩白。
自从在“培训中心”获得工作那一天开始，苗就在塞恩头顶悬了一柄利剑。这时候，苗放下了这柄利剑，那就是取消他的暂住证。
暂住证被取消 24小时内被赶走
没有暂住证，工作签证什么也不是。暂住证掌握在丽江警察的手中，而在中国，警察被共产党握在手心。当塞恩坚持纪念自己父亲的忌日而公然冒犯苗，加上还有带未婚妻回家的前科，警察便拒绝给塞恩居留许可。
塞恩收到一个简短的电子邮件，告诉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学校。
当晚，塞恩带着两个箱子离开了那里，留下还满是他财物的公寓。他已经在那里待了数月，他说：“我已经为自己和未婚妻安顿了一个家，我一直在营造一个家，并想很快结婚，我甚至买了地毯，一个非常好的地毯。”他从此再没见过那块地毯，或者他的衣服，还有学校欠他的数千美元的薪金。
那天晚上他离开曲靖去成都找他的未婚妻，他现在在中国是非法居留。
2007年初在成都，塞恩一度用虚假的合同签证打零工、教英语，做一切他能做的以支付账单。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中国，非洲人面临系统性歧视，很少有机会按规章办事。
有一次，他在北京的一个中国钻石公司工作。他从北京又来到大连，在大连他遇到一位美国人，安排他在大连水产学院（即后来的大连海洋大学）教书和学习。
这时已经到了2008年初。学校喜欢塞恩，并已开始处理申请合法签证的相关文件。但中央当局正在处理他们自己的文书工作。随着8月奥运会的临近，持问题签证的外国人都要清除。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指令，检查人员要来，塞恩很快被抛在一边。他的未婚妻朱丹刚刚在大连和他见面，两人就匆匆回到了成都。
“你怎么敢跟一个猴子约会？！”
抵达成都的星期五晚上，他们去了一个叫“三叶草”的外国夜总会，想放松一下。塞恩在一边休息的时候，一名中国男子约塞恩的未婚妻跳舞。这本来没什么，但是那个男人不只是跳舞，总是过分地逾矩，并且对朱丹的抵制恼羞成怒。
塞恩被惊动，而该男子发现，年轻的中国姑娘朱丹竟然要嫁给一个黑人。塞恩听到两个人用中文相互叫嚣，那男子说：“你怎么敢跟一个猴子约会，你是中国的耻辱！”
然后那男人告诉警察，显然他与警察很熟（也许是他们的卧底），他们要求塞恩出示签证，塞恩知道这下完了。
警察告诉他第二天早晨向离酒吧不远处的派出所汇报。塞恩不喜欢等待，朱丹从家里拿了他的护照，他们就到了派出所，还余怒未消。
让塞恩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没有询问我为什么非法居留，以及准备怎么办。而是问我认识这个女孩有多久，怎么认识的，甚至还问有没有性关系。”
早上5点，朱丹被送回家，塞恩则因非法居留而投入牢房关押一个月。
绝食抵制酷刑 歌声令人落泪
当天早上8点，他在潮湿的牢房中醒来。经过一夜的审讯，他不愿意早起。监狱看守于是让犯人们将他抬到外面，要给他在中国的监狱生活一个教训。
“他们鞭打我。看守们用竹竿，囚犯们用手，大约有7名囚犯。”侮辱性的口号随着击打像雨点般落下：“黑鬼，看看你，我们对你很好，你却在这侮辱中国！你更喜欢美国而不是中国，你去美国吧！”
虐待引发了塞恩绝食，一听说塞恩两天没碰水和食物，牢头就害怕了。
塞恩说，监狱生活是一个稳固、持续不断地尝试“再教育”的过程。他经常设法逃脱的晨练，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囚犯们被赶到一个院子里，来回游走并高喊“警察好！”
塞恩说：“我花了时间来做你们所谓的消极抗争，我想要笔和纸。他们打过和抽过我之后，我大声叫喊、大声叫喊、大声叫喊，直到昏倒，他们才给我纸和笔，并允许我读书。”
塞恩的叫喊带着一个有文化的人的教养。他说：“我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侮辱他们：他们应该告诉胡锦涛我需要纸，毛泽东喜欢非洲人。我将这些话写成歌与诗，并且经常吟咏和歌唱。”
在其他场合，他跳舞，唱福音经典，这常常使他自己和其他囚犯感动得一起流泪。“每当我唱着我喜欢的歌曲之一——《美国福音祈祷》时，没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困境。我师从路易士阿姆斯壮，这是一首功能强大的歌，我边唱边哭，他们一些人也跑开，到一边哭去了。他们想让我走。我哭了，他们能看到我的痛苦，每当我唱那首歌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让我在那里待下去。”
塞恩说，一些囚犯成为他的盟友。其中一人与塞恩共处一间牢房时，在凌晨3点给他画了一幅速写，他设法带出来了，并将以此作为他的书的卷首插图。
当（狱警们）讨论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陷入僵局时，塞恩一个月的刑期被延长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未婚妻的父母来到监狱，对警察担保塞恩本来的崇高意图，这样他被允许出狱并送回喀麦隆。那是2008年7月。
婚礼上的羞辱 半年后分手
塞恩申请了另一个旅游签证回到中国举行婚礼。他们12月要在成都结婚，塞恩的中国故事揭开了第三个篇章。这是最惨的一段。
塞恩在法国接受喀麦隆电视网络Mutations Multimedia采访时说：“在我结婚的日子……我们到达那里，向官员出示了证件，但是在发现我是一个非洲人后，她（官员）假装去洗手间，然后就消失了。她再也没有回来。”
婚礼宴会只剩下打电话、等待，小两口只得咽下他们的羞辱。
该大楼中的另一个司仪了解情况后，就给签了字。但“这只是考验的开始。”塞恩说。
他和妻子成了街头的“永久秀”。人们与他的妻子争吵，他听到难听的评论，蔑视伴随着问候，当他们进入旅馆时，气氛变了，他的妻子接到了邀请，但被告知不要把丈夫带进去。6个月后，夫妻俩分手了。2010年7月，他们正式离婚了。
警察设陷阱 再次被打被关押
不过，结婚后不久塞恩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当英语口语老师。他在那里待了三个学期，然后准备转到大连的韩国国际学校。在搭乘三天三夜的火车之后，他到了东北，然而却被告知：对不起，当地政府“做了一系列的衡量，没有工作给我，再见、再见。”
然后他开始给当地政府、大学和外交部写抗议信，抱怨他们任意违反合同。他说到这一步的时候，警察在设法除掉他，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陷阱，以致我遭受殴打、监禁、酷刑和清除。”
特别是有一天晚上在外面，他接到一个熟人对他充满敌意的种族主义评论。然后，他被另外两个人和一个女人包围住，“他们开始打我。采取难以置信的暴力殴打我。直到现在，当我吃东西或我打哈欠时（还很痛苦），我怀疑他们破坏了我的神经。”
他试图靠着墙保护自己时，他们报了警。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警察局，在地上躺着，手和脚铐在一起，然后，又是十天的监禁。”
警察恐吓：不出境 打死抛尸河中
这一次绝食没有奏效。他被威胁将对他使用“最后的烟花”，就是酷刑，如果他不配合驱逐出境的程序，就会更惨。他被告知，之后警察会打死他，抛尸到河中或森林里，不会构成任何问题。警察说：“我们早这样做过，如果你的大使馆敢竖一竖手指，我们总是可以用经济来解决问题。”
警方洗劫他的公寓，拿走了他的护照，并在同一天强行将他驱赶出这个国家，而他刚刚经受了两个星期的虐待。他在内罗毕做了短暂停留，然后登上另一架飞机飞向喀麦隆，10月15日他抵达喀麦隆。身上还穿着他被劫持到监狱并被殴打时的衣服，像上次一样，他的财产还都在中国。
目前塞恩正在完成描述自己这段经历的书，书名也许叫《中国：我的遗憾，我的恐惧，黑非洲升起的幻影》，他在法国接受采访时说，“我几乎无法入睡。对我来说，这本书是关于我一生的书。它将使喀麦隆人、非洲人和全世界，看到这个国家对待人权，有多么无耻。”
塞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权律师，喀麦隆最有名的大律师木讷（Akere T. Muna）。由于众所周知中国司法公正的车轮长期缺失，木讷接手塞恩的案子可能会吸引喀麦隆各界的关注。
塞恩说：“我被折磨。我被殴打。我被羞辱。”他已经对喀麦隆的官员说过。有些官员告诉他要保持安静，因为喀麦隆正在与中国做生意。
曾在中国的劳教所待过的杨曦光在听了塞恩的遭遇后说：“听了这些话，我放弃了仅剩的一丝信任。无需进一步证明，这是一个围绕仇恨、歧视和迫害转的社会。”◇
喀麦隆简介
喀麦隆共和国是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单一制共和国。由于地质与文化的多样性，有“小非洲”的美誉，其自然地理风貌包括海滩、沙漠、高山、雨林及热带莽原等。人口1,500万，有超过两百个种族与语言族群，以其国家足球队及本土音乐风格著称。官方语言为英语与法语。
2008年，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约为2,300美元，是最高的十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一。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法国、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和英国。 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7亿欧元。1990年12月实行多党制，1992年举行多党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1996年1月正式颁布新宪法，并举行市镇选举。
目前在喀麦隆旅居的中国人大约在五千到一万人之间。从2006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起，喀麦隆与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中国企业参与喀麦隆的建设、投资项目。如2010年至2011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向喀麦隆提供价值人民币一百亿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农业、资讯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开发。
托克维尔简介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出生于法国诺曼最具盛名的地主贵族家庭。在取得法律学位后，他被任命为凡尔赛法庭的实习文官。1831年他和检察官好友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一同被法国政府送到美国，考察美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旅程中他们写下了《论美国的形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1835年托克维尔将他游历美国的见闻记载成书，即《民主在美国》。这本书在全球受到空前好评，被专家称为“社会学的早期模型”，托克维尔也因此获得荣誉军团勋章，并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
歧视黑人 源于进化论遗毒
文 ◎ 任欣
进化论将黑人贬低为与猴子相提并论的人种，造成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然而进化论被证实谬误百出，何以当今中国社会将之奉为金科玉律？中共何以有系统的向民众强行灌输进化论？
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不管从那个角度出发，都应该没有矛盾之处，且可用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基因是DNA分子的证明就是如此。而进化论却相反：各个例证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分歧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布林顿在1890年的研究指出：按进化论讲，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征；但是博克在1926年的研究中说：黑人是低等的，因为（和白人比起来）他们保留太少幼年的特征。”为什么互相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因为他们在为一种错误的信仰找根据，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里暴露出的正是进化论问题。
而当今中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根源即是进化论的根植观念。
进化论论据自相矛盾
按理，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基因突变发生的速度会越来越慢，突变个体的自然存活能力越来越低，因此进化速度就会越来越慢；而进化论领域公认：从地质历史上看，新生物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呈现明显的加速进化趋势。
化石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的周期性灾变，但“进化时间表”则掩盖住大量的反面事例。
例如在进化时间表里面，非洲直立人于距今150万年前出现。然而在350万年前的地层中，肯亚Kanapoi却挖掘出现代人的上臂肱骨化石，阿根廷Monte Hermoso也证实发现350万年前的燧石（打火石）、人工雕刻过的骨头化石及壁炉。
进化时间表是在化石资料很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佐证进化论而编著的，本身错误很多，如鸟类出现的时间，是根据真实性仍有待商榷的始祖鸟推算出来的。
随着化石出土得越来越多，大量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不断出现，但是因为进化时间表与进化论已深植人心，这些发现就被压制住了。
另外，无数的实践证明：品种的变化和新物种的产生是两回事。
达尔文把一个物种内部的变化延伸到所有生物物种的进化，比如“狗可以培养出许多品种，那么猴子也能这样进化成人”。这种推测本身就大有问题：实验的结果都在否定达尔文的这个猜想。育种专家大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来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回原来的亲本。
中共系统灌输进化论
中共向民众强行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
事实上，进化论虽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中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本文转自208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10/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