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被揪斗的日子——扭曲人性(1)
在井口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军，一直到年底前最后几天才回到学校。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同班的同学，相别了两个多月，竟没有一个人问起我的病情。他们见了我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再没有以往的玩笑和亲切的交谈。尤其是没有见到马开先，我更感到疑惑。
我偷偷向刘玉华询问，她很神秘地反问：“你还不知道？你慢慢就知道了。”同寝室同学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
1958年元旦后五天，陈思和郭英华把我叫到一间教室里，拿出我年前交给他们的那份“检讨书”。陈思十分严厉地训斥我：“你这叫什么坦白交待？给你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你白白放过了给你的机会，你那个材料除了替自已辩解就是隐瞒，照你所写的，还有什么右派言行？”郭英华也一脸怒气地说：“既然你的态度如此顽固，那么从明天开始就向全班同学交待吧。”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从中学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怎么突然变了脸？变得狰狞可怕，想到前年清理胡风集团的漏网反革命份子时，一位高年级同学，被隔离反省，没几天便被公安抓入监狱。想到这里我十分害怕。
第一天的批判会叫我坐着辩论，全班同学显然背着我开过“准备会”。我注意到马开先没有到场。青年团组织委员刘大奎是这次批判会揭发我的主要发言人，他是我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
我们曾在一起偷过学校香蕉林种植的西红柿，曾经趁黑夜把学校过河的小船偷走，划到对岸去“夜游”，寒假时在一起打过野狗，在寝室里偷偷煮了“改善伙食”，我们还捉弄过班上一位年龄比我们大五岁的女同学，捕风捉影硬说她与班主任老师“偷情”，弄得来全校当成新闻传播。
总之，一切孩子干的调皮事我们都一起干过。后来由于我父亲被捕，我变得老成起来，这种调皮事才收了手。中学毕业，我们同时考进了重庆大学同一个班，而且同住在一间寝室，颇有“手足之情”。所不同的是他积极靠拢组织，当了团干部，而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长期关在青年团的门外。
鉴于这种关系，批斗会开始时我并没有产生恐惧感。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手足之情”也要翻脸不认人，硬说我父亲被捕时，我曾哭过，还说过：“共产党乱抓人”。另外，他还揭发说我背地里经常赞扬大右派董世光。
我试图否认这些揭发，当场争论起来。陈思说，我的检查是在事实面前抵赖，并且暗示说我更为严重、更为关键的问题已经被组织掌握。他再次警告我必须端正态度，休想蒙混过关。
批判会，特别好朋友刘大奎的冷酷，让我心中寒透。这是我第一次偿到斗争会的滋味。难怪我看到斗争自己父亲时，有儿子登台揭发，当场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的。
怎么在政治压力下，人性被扭曲得这样快，这样可怕？
第二天的批判会责令我站在会场的中间，气氛比前一天严肃多了。但我察觉到有一半同学眼里流露出对我的同情，他们并不发言，只是在喊口号时为虚张声势举举手。
上纲上线本是共产党一贯的党风，这一点我已在历次运动中初步领教过了。平时一贯小心翼翼回避政治的我，从来没有去想共产党的好坏，也从来不发表意见，真没想到因为几封同母亲的家信，就被搅进了这次政治运动中。
这么一想，我马上产生了抗拒心理。开始我还承认这些信属于认识问题，但是刚刚说了几句，就遭到了刘大奎和陈思的驳斥，他们硬要把我们母子通信往替反革命份子翻案上套，说我的言行是公然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我横下心，绝不向批斗会屈服。我一口咬定我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说过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话，并且说刘大奎的检举纯属无中生有。
我的拒不认错态度激怒了包围我的同学们，会场气氛开始敌对。陈思说在全校的斗争会上，还没有看到一个被批判斗争的人有我这么蛮横。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
三天的批斗会下来，我被机械系反右领导小组认定是全系右派分子中态度最恶劣的一个，于是决定对我采用特殊的斗争方法。(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