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14日讯】中国新年期间，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席海明酒后来电，痛诉蒙族民众近几十年来的悲惨境遇，令人唏嘘不已。几年前曾看到资料，内蒙某市人均GDP号称中国第一，但该市蒙族牧民收入却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那些石油、煤炭、稀土和其他金属矿产带来的利益，和蒙族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种令人忧心的状况，实际上在新疆和西藏是一样的。
在1840年以前，中国文明面对的外来挑战主要来自北方。最早是戎，后来是匈奴和羌，再后来是鲜卑、突厥、契丹、女真，最后中国人遇上了蒙古，终于第一次灭国了，成了蒙古大帝国的其中一部分。虽然后来的中国人很技术地把元朝变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其中一个，但中华文明的断代却永远变成了中国人心中的阴影。
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把蒙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文明区分对待。汤恩比就认为，宋朝之前的中国是华夏文明，而宋朝之后是远东文明。他之所以把后来的中国历史划归远东文明，很明显是认为，在元朝之后，中国的文明和蒙古、西藏、朝鲜、女真（后来的满清）以及日本是交融共生的。或许我们中国人不太情愿，但却很难不认同这种观点。
即使是现在，中国是否能够崛起，中华文明是否能够重振，如何处理民族和文化冲突仍然非常非常重要。
无法否认的是，在处理这种冲突的时候，中国人很难从我们悠久的历史中汲取各种政治智慧。治理外族的模范，倒是本身就是外族人的满清。他们的武器是一国多制。中共曾吹嘘邓小平发明了一国两制，殊不知统治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满清帝国早行在先。其在东北关外、蒙古、西藏、汉地以及新疆，实行采用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结果基本上是两三百年几乎没有传统的外患。满清后来遇上了和远东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终于也有洋夷之患，那是另话。
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民族自治。这不是中共的发明，同样的手段和方法西方列强用了几百年。但不同的是，西方的住民自治是真正的自治，而中国大陆的自治是被代表下的自治，既没有民主选举，也没有独立司法。于是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成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制，因此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在这些地区最后都演化成为民族矛盾。
最近几年，中共有意推动这种变化的速度。即使是在平息暴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采取经济援助和政治高压的传统手段。在政治高压方面，北京强调三股势力，就是把矛盾全部归结成为民族和宗教矛盾，以掩盖治理的政治失败，并尽量获取内地汉人的支持。但在内蒙古，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内蒙古既没有蒙古人独立运动，也没有宗教斗争。但正如席海明所说，中国蒙族的境遇却是几大少数民族中最为悲惨的，经济上被大肆剥夺，文化上被完全消灭，政治上更是被严厉压迫。
在中国，被剥夺最严重的其实是汉民族，失去了传统，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土地，甚至连民族服装都不再存在。在当今世界的潮流之下，自下而上的民主机制，大概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而中国少数民族的自救运动，也只有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其中一环，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本文转自218期【新纪元周刊】“锋笔天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20/923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