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30日讯】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近日援引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布的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发生了十八万起群体抗议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会动荡仍在加剧。孙立平认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动荡，而是溃败，僵硬的“稳定”政策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评论文章称，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体事件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不公现象，而且发生群体事件的范围很广，并不仅限于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
文章分析，不断上涨的物价可能不是引发动荡的直接原因，但通胀依然是公众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一份对社会态度的年度调查显示，2010年通胀成为令公众不满的最大问题，而2009年只排在第五。
2009年和2010年当局推出的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银行新增贷款人民币17.5万亿人民币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上。2011年，通胀问题加重。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4%。中国主要肉食猪肉的价格涨了52.3%，创下历史新高。城市低收入者有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品，他们是受食品价格冲击最大的群体。
非盈利调查分析机构CNA研究中国安全方面的分析师坦纳认为，有数据表明在过去10年，中国大陆的群体事件不断增多，它们都与食品价格上涨有关，在2004年和2007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这类事件也出现激增。
文章比喻，如果说通货膨胀提供了群体事件的火药桶，那么引燃社会动荡的火花则来自于强占土地问题。据中国社科院专家于建嵘说，中国农村地区65％的社会骚乱起因于“土地纠纷”。
文章称大陆大部分的抗议活动是针对开发商侵占土地和中共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如前不久发生的广东陆丰因政府强行征收村民土地用于开发项目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活动等。
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
孙立平在《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一文中表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如中共当局“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
孙立平认为，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中共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孙立平表示，目前中国社会的溃败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
孙立平认为，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相当普遍，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孙立平强调，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推卸责任 中共将群体性事件刑事政治化
对于民众的集体抗议示威等群体性活动，中共当局通常都会将其先刑事化、政治化后并强行镇压。对于当局的这种做法，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博客中表示，这不仅仅来自认识上的误区，更重要的是来自某种现实的需求：
1.因为将群体性事件刑事化和政治化方便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推卸自己的责任。将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就意味着将这些事件解释成是坏人捣乱的结果，与这些政府部门无关。
由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本来是某些政府部门工作的失误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些政府部门应当是导致事件发生的责任者，而在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之后，反倒成了是这些政府部门在与所谓的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斗争。
2.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更适应一些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习惯性方式。因为现在许多中共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形成的。
这种处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的打压。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他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
面对中国的权力失衡、失控而无有效的制约机制，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社会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楯。
李楯认为：“由于执政党的利益所在，他又对本来能够化解这些群体事件的机制，比如像宪政、法治、公民社会充满了畏惧。所以使得社会在冲突激增的情况下，缺少有效的机制而束手无策。
“清华大学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目前存在一种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状况。就是社会不管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诉求表达，还是像公民组织起来的NGO的行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有多种途径，很难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化解冲突。这里也包括司法审判的不独立和很多情况下受地方政府的左右这样一些原因。”
李楯认为：如果一些矛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拖延的时间越长，将来解决起来就会越难，代价越高。现在，作为当政者缺乏这种积极改革的计划，而多为应付眼前局面，比如维稳的机构和大量维稳经费的支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没有公平正义，就不可能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
李楯表示，中国改革发展到现在，确实有点让人很无奈的感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身应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骄傲奋进的时期，就像西德和日本战后三十年经济奇迹时期一样。可是我们的民众却怨声载道，衣食住行全面岌岌可危，而且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全面溃败、道德沦丧的局面愈发严重，不仅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也已基本丧失。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