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续二十九)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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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5月03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下)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近些年,中国大陆国学热风生水起,先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大学科研机构成立了以儒学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一些学校尝试开设了国学课。一些电视台、电台等大众媒体及一些书院等学术机构也开设了传统经典讲座。特别是2007年9月,国家教育部及国家语委破天荒的下达指导性文件,要求低年级学校开展传统经典诵读活动。全国各地不少学校开展了以《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为主的诵经活动。似乎,传统文化的春天已经来临。民间对传统文化的欢迎很好理解,但官方态度的转变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为什么中共官方会推出这样一个文件?很多人并不了解内情。

199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九位文学艺术界社会知名人士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第016号政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提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表示深深担忧:“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此可能中断的方面是代代累积,构成我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各类古代典籍的研究和继承。不可讳言,目前我们一代人的古典学科基础已远不如上一代人之深厚,继我们而起的青年一代则更无起码的古典基础可言,多数人甚至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的典籍连看也看不懂了。”“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

因此提案建议:“成立幼年古典学校,也可以就在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设立古典班,使入学学生除接受一般教育外,重点接受古典学科的基本训练;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都要背诵,不必分科,除背诵相当数量的历代名篇外,还要指导学生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幼年学校或幼年班的学生将来升入相当于中学的古典专科学校或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内的古典班,最后升入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这批人毕业后或进入各级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或分别进入文学、历史、哲学研究所及部分大学的古籍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而有关部门则为其提供终身从事专业的必要条件和生活保障,使这只由少数人从小接受培养而形成的专业队伍不致流失。上述建议,希望尽快组织讨论,付诸实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仅就师资而言,目前能担负起古典学科教学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多年逾花甲、甚至更老。现在采取行动,尚可集中一部分力量勉强对付,再过十年八年,恐怕这样的古典专科学校,想办也办不起来了。”提案之人都已年逾古稀,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诚可嘉许。时间过去了整整12年,忧国忧民的提案人几乎全军覆没,才终于等来了中共官方的响应。古典学校这样扎扎实实的事儿是不用想了,表面文章是很值得做的。全国学校诵读经典,这多大的动静!全社会、全世界都看在眼里,说我不重视传统文化,比窦娥都冤!这就是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共邪党是不在乎成为罪人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罪,一句“团结一致向前看”都能轻飘飘地打发了,罪魁祸首还能天天供人瞻仰,它还怕别的吗?

所以说,表面的喧嚣掩盖不住内里的空虚。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年浩劫中“破四旧”及“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中共无神论宣传等诸多方面因素的误导影响,众多国人,尤其是中共的一些决策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成见颇深,依然将《易经》、《道德经》、《论语》、《中庸》和《孟子》等传统经典视为封建糟粕、迷信,把伏羲、老子、孔子和孟子等看作异端、封建专制的卫道士。还有人把万世师表孔子蔑称孔老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表现及其成因,近年来,不少海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滋润华夏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表示痛惜,对国人罔顾自己祖宗的瑰宝失传而无动于衷,颇感无奈。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变现状的建议与期望。

2008年10月9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儒学大师杜维明在北京大学所作“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主题演讲中指出,儒家“仁义礼智信”基本价值在文化中国地区没有被充分的理解,而西方所提出的自由、人权、法律,在中华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却是比较大的。中华民族经过长时间发展成了“食西不化”。

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也说:“中国跟西方接触以来,在很多地方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大学体制是西化的,我们的学科分类是西化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在潜意识、无意识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访谈录》156页)所以有的学者就哲学问题分析道:“中西哲学是两个不同形态的哲学。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西方以知识为中心的哲学就妄自菲薄,认为自家没有哲学,更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学观念硬套中国固有的哲学。哲学本无固定的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突显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自身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当下的工作是在现有的语境下深入挖掘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随便比附。否则,我们将无法使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广大精深的智慧开显出来。”(《国学精华编》,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版,第393-394页)

不难看出,学者们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时,实际也陷在哲学的泥沼里而不自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哲学的东西。实际东西方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东西。那个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于中国来说则不适宜。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是经学,不是哲学,虽然其中有哲学的内涵,有哲学的辩证思维,但本质上是经学,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因于不同的文化目的。西方的文化主要是丰富人类的文化,而东方的文化则是从根本上提升人类的认识层次。两者截然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为《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所作序言中指出:近百年来,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前途遭抹黑,是个不争的事实。国学文脉在历史的重创之下几乎断裂,我们民族的精气神也随之江河日下,就像一个人的脊梁骨受了重创而难以站立一样,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处于不断滑落和衰颓之中,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象已不是少数。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这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岭南大讲坛”演讲中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他们所想像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不知道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这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一篇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我想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裤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能说非常地道的英文,也会骑马、打球等等,可是责任和荣誉意识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崇琛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张崇琛将国学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人际和谐,将国学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孝悌、仁义、诚信、礼仪。纵为孝,横为悌,孝悌做到了,家庭上下左右关系也就处理好了,家庭就和谐了。把孝悌推广到社会上去,就叫“仁”。“仁者爱人”,大家都做到仁了,社会也就和谐了。与仁相联系的是义,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讲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做人的根本。第三是诚信,这是法乎自然,如日、月、星是坦诚的,日食、月食也是人皆可见的,因此人只有像天体一样坦诚,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万物。否则诚信缺失,谁的话都不信,这个社会就乱套了。第四是礼仪,这是外在的形式,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前三者的外现。假如一个人做不到仁义,便用礼来规范他;礼还做不到,便只好用法、刑来强制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我们学国学,就是学做人。只有人做好了,社会才能和谐。张教授非常支持青少年国学经典诵读,并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青少年学习国学经典,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0年9月26 日,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省曲阜市尼山东麓尼山圣源书院报告厅举办的东西方文明高端对话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和美国著名基督教福音派领袖、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罗伯特•舒乐博士,在回答“你最担忧的人类危机是什么?”的时候,都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物欲增长肆无忌惮,让世俗的理念控制了我们的精神”。舒乐简洁作答。许嘉璐则慷慨激昂:“经济领域无限的贪欲和人际关系中的狂妄自大,正成为人类的通病,对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在对“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到 LED 换代更新很快,手机更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现象,自哲学角度进行评判时表示:“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社会也不应该过多强调物质的积累,要考虑的是思想个性的发展。”舒乐说,要提倡过简单生活,不该被物质所羁绊。很显然,他们所阐述的观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

六十多年的丑化谩骂,中华传统文化被严重异化,失脱了本来的面目,很大一部分国人对传统文化由疏远而憎恶,直至反叛,传统文化简直成了祸害中华民族的罪魁!且罪大无极!国人皆视为当然,没有丝毫的疑怪之处。全不知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不知道自己实际被引入歧路,导入邪道。更不知道是上了中共邪党的当!不知道当今的一切社会丑恶现象,道德的急剧下滑,是因为失去了传统道德的约束所致,不知道这一切的总根源是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灭绝性破坏!

在2011年北京论坛教育论坛上,美国布朗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李瑾女士难掩对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凋敝的痛心。这种痛心由来已久,来自于三十年前。1980年,一名德国导师发现所带的中国留学生特别热衷学习外语,却无人说得清儒家、道家文化。愤而质问:“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对自己的文化一窍不通,为什么还要拚命学我们的文化?”德国老师的质问,刺痛了这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的神经。过去的30多年,海外华人坚决地保卫生活区中刻着“礼义廉耻”汉字的牌坊,而中国大陆抛弃传统文化的现象却较往日有过之而无不及。李瑾说,“我所接触的中国留学生对待传统文化,大致有三种反应:一无所知,含糊其辞,完全否定。真正说得上来的没有几个”。“好像安徒生笔下没有穿衣服的国王,日本、韩国都看得见的核心文化,中国人自己却不知道,甚至常常是不愿知道”。“不爱传统文化,中国学生怎么了?”

为什么中国学生不愿意知道自己的传统文化?李瑾认为,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无知,始于鸦片战争时期丧失文化信心,自此走上了消极的否定之路。之后的一百多年来,其代表儒家文化被反复拉出来批斗,传统文化的地位始终没有摆正。她发现传统文化越来越变成教纲上的只言片语,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中国学生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例如,在中学阶段的政治课本上,王阳明多是以一位唯心主义者身份出现,却鲜有人知道王阳明“心学”的伟大。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忘与无知,不仅仅是大学生。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有多少人知道?“文革”期间至中共建政,大陆人知道的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直到大陆特准台胞回大陆探亲,而后台胞组团公祭黄帝陵时,13亿人才渐渐知道大陆还有个黄帝陵,才知道中国人还有个共同的人文始祖,好像人也不是猴子变的,至於姓甚名谁?姓姬,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黄帝的为人、事迹?一概不晓!道听途说者,书面语言都写成“皇”帝!

清华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彭林在清华校园内开设《四书》课程。经过一个学期的讲解后,他问学生,“你们谁能告诉我,《四书》里哪些内容是教你们学坏的?”底下在座的几十位学生都笑了。

实际上,一直到近代以前,中国文明在整体上都高于西方。综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得到弘扬的时代,就是整个社会、经济都十分发达国力强盛的时代,像汉、唐、宋、清朝前期等。德国学者弗兰克的著作《白银资本》论证,一直到18 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都是中国。十七、十八世纪时欧洲掀起“中国热”,而那时候其实中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仍旧让欧洲自叹不如,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中国学习。欧洲的上流生活、艺术等各方面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更是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在传统文化被极力诋毁的同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被亵玩利用了。进入21世纪后,以“孔子学院”为象征和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像“中国制造”的商品一样,影响到世界各地。现在全球已开孔子学院282所。国内,以解读《论语》而出名的于丹以年收入1,103万和极高的媒体曝光率荣登《福布斯2008年中国名人榜》,排名第25位。各种天价国学培训也屡见不鲜。广州已经有不少公办、私立幼儿园引入了国学课程,甚至有主打国学牌的“国学幼儿园”。幼儿园打国学牌,主要是因为国学文化元素有助于吸引生源、提高学费。“成长训练营”、“感恩之旅”、“进画里乡村,品国学经典魅力”,等等,一些夏令营为争抢客源纷纷打出国学旗号。国内各大学也相继开办国学班,一年制课程,收费不菲。厚重、古朴、深邃和博大的国学成了“LV”般的时髦奢侈品。这到底是在弘扬国学还是敛财?传统社会以天道价值为导向,现代社会以功利为导向,谁好谁孬?!

对于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扭曲状态,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感觉不到。海归学者陈丹青博士在2011年6月,接受“凤凰网文化”关于“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时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管好国防,管一些大的工业、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管制,什么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坏了也是它抓,这也是一种文化——党文化。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才明白这是一个党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对许多人来说,“党文化”一词是个新概念,不太好理解。所谓党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试举一例。在明朝和清朝统治的500多年里,所有的政府机构,也就是州县衙门的大院里都立着一块石碑,叫作“戒石铭”,上面刻着16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而今天的所有中共政府大院里也有一条标语,上写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后面的东西就是党文化。

那么,形成目前这种令人痛心的社会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文化革新运动。运动以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发表文章为标志,陈独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吴虞等也纷纷撰文抨击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提倡,四反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提倡废除汉字,一个是倡导白话文。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胡适:“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鲁迅:“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61-162页)鲁迅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惊世骇言(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曾任共产党总书记的瞿秋白竟至声言:“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690页)。这种因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而发出的声讨,必欲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斩草除根之决心,已经超过了矫枉必然过正的限度,成为非“寝其皮,食其肉”不能解恨的对祖宗的恶毒诅咒,这连中华民族的敌人、毫无干系的族外人都做不出来,而直接由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饱读经书、富含传统文化底蕴、获益最多、最得祖宗恩泽的知识精英们,竟能翻脸不认人,啐祖宗个满身满脸,真是旷古未有,这同儿子打老子有何两样?实在是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了。这种在思想文化层面对儒家文化的全面否定,营造出了一种摧枯拉朽、墙倒众人推的骇人声势。在西方文明与新文化运动派的双重夹击下,儒家文化风雨飘摇,气息奄奄,举步维艰。

当然,也有一批负有兴亡续绝之志的儒士,奋起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激越批判,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吴宓、章士钊、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陶希圣等。影响最巨且不得不提的是梁漱溟及其著作。1921年,梁漱溟在欧风美雨中发表的反对新文化运动派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仅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罗荣渠语),也是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奠基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的第一年就印刷五次之多,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引出了近百篇评论、讨论的文章,以及十几本小册子讨论东西文化,而且在短时间内被译成十二国文字。这种影响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出版以来任何一本著作都不曾有过的,当时人们称其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说它“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1922年三卷三号)。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胡适在《我自己的思想》中讲:“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82页)资中筠先生认为:“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所以他们特别感觉到这些束缚需要打破。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就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岭南大讲坛”演讲稿)

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所有现实中的问题都归罪于传统文化以及强烈的短程功利主义和非此即彼的唯一真理观,无疑是极端的,不符合社会现实。由此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直接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传统道德的败落。以文言文为例。中国文化注重以文载道,而道都承载在文言文中,新文化运动颠覆了文言文,使白话文占据主流地位,使传统文化受了致命的一刀,不仅割断了文言文,同时也割断了文言文所蕴涵的人文思想,是后来中国社会道德全面下滑的滥觞。这一危害在当时并不明显,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在白话文语境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难以像前辈一样直接自文言文中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造成与传统文化的脱节。

新文化运动的天大之罪,是在客观上为共产红祸的泛滥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让马列主义思想乘虚而入,导致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在此之前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敬天奉神的传统一直占据社会的主流,汉朝以降的儒家思想更是铜墙铁壁般稳固地把持着中国人的思维,百毒难侵,期间虽有范缜、王充的无神论思想搅扰世道,但都难成气候。不成想,传统社会甫一结束,中华民族的劫难便随之而来,新文化运动像一把利斧,在传统社会身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共产主义幽灵瞅准时机毫不费力地进入了体内。从此,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天翻地覆地闹开了。

第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那场让全民族不堪回首的浩劫,不知造就了多少场焚书坑儒!从挖祖坟到毁文化遗迹,从你斗我、我斗你到与亲人划清界限,从师道尊严到教师成臭老九……,等等。种种倒行逆施,直接导致承传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不知传统道德为何物,道德标准混乱,社会乌七八糟,贻害无穷。“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更是无远弗届,直到今天,传统文化仍然是灰头土脸,仿佛做了什么丢人事儿一样,不能堂堂正正的面对世界。2010年8月30日,中华优秀文化《弟子规》大讲堂落户仪式在太原举行,国内知名学者钱文忠表示,“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远远不够,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底线在迅速崩塌。……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文化,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他认为,《弟子规》所讲的就是做人的规矩,它需要我们全民都来学习。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文化落地为一种生活中的文明意识。“《弟子规》具有普世价值,没有一句封建糟粕。现代缺乏良好的风气,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就是孕育真善美的源泉。”

第三,是对诸多传统文化的误解。而误解又来源于不了解及偏见。例如:我们常说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实际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又如孔子在《论语•颜渊》里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认为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始祖。实际上是孔子2500年前对齐国君主齐景公询问他如何为政的回答,强调的是各自的责任。齐景公当场表示赞许:“讲得好!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 ”,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何错之有?还有一个“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时代的语境与现代的语境有很大不同。孔子并不是把女性与卑鄙小人归为一类,歧视女性。正确的解释是:“小女孩和小男孩是难以教导的。用浅近的知识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不恭敬;用深远的知识去教导他们,他们就埋怨。”还有把“中庸之道”说成是不讲原则,其实是不走极端。这有什么不好?至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极端自私的俗语,根本就不是来自于秉持“中庸”思想的古圣先贤,任何一部传统经典中都找不到它的影子。再有《论语•秦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老百姓只可被驱使,而不可以让其知道为什么”。由此认定孔子是愚民政策的鼓吹者、始作俑者。孔子不仅搞“克已复礼”(当时的说法“克已复礼”就是复辟),还搞愚民政策,罪莫大焉。这种解释一直延续至今,最新出版的权威《论语》注释本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论语注释》以及其它中共官方所有的版本都是这样解释的。而其实原话应该这样句读:“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诗、礼、乐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掌握不好,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这才符合上下文的通意,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试想,一个被奉为“万世师表”的伟大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圣人,怎么会说出“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话来?!中共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为了维护专制独裁的极权统治,就是这么肆意愚民!中共的一切行为就是一个字——骗,骗的目的是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同时还需要明确一点,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误读并不是难于辨识,不可纠正,而是中共邪党故意保持现状不作纠正,它就是有意让民众误读,因此而怨恨厌弃传统文化,为马列邪教的传播并占据社会的主流思维扫清思想障碍,否则的话,这算个什么事,共产党那么多御用专家,这么点儿事还解决不了吗?由此可见,共产党是得骗人处就骗人。

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误解是认为传统文化耽误了中国的科学进步。当今社会往往以科学的发达与否作为评判社会是否先进的标准。以科学为准绳是否合乎真理且不说,即以科学而论,《周易》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如墨家的许多科学成就,就源自于《周易》的相生相克(西方谓之辩证)道理,《墨经》记载了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有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它阐述了影、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还说明了焦距和物体成像的关系,在力学方面的论说也是古代力学的代表作。对力的定义、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物体沉浮、平衡和重心都有论述。限于篇幅不再举例。即使同时期的科技成果,外国也根本没法比。古代数理化方面的书籍很多,抛开失传的不说,至今存在的:《周髀算经》、《筭数书》、《九章算术》、《缀术》、《算经十书》(《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等)、《四民月令》、《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吕氏春秋》、《淮南子》、《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抱朴子》、《墨经》、《甘石星经》、《淮南子》、《大衍历》、《授时历》、《水经》、《水经注》、《营造法式》、《管子》、《梦溪笔谈》等等,同时期外国能比吗?以造船为例,船体的榫卯结构、帆、仓、漆等等技术,数、理、化、几何学缺一不可,需要严密的计算。中国的船帆绝对是划时代的科技,有了它才使得逆风而上成为可能,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空气动力学的鼻祖。(网文,《全世界只有中华传统文化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作者:所向披靡15,2011年8月10日)

自然科学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中所占比例为:公元前6世纪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50%;公元前1世纪到400年为62%;401年到1000年为71%;1001年到1500年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有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特别是科学文化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间跨度约为春秋战国至明末清初的2000年,即公元前5世纪—15、16世纪左右,也就是清朝除外的整个传统社会时期,这一时期是古代中国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值得可圈可点和最具代表性的王朝有:秦、两汉、晋、隋、唐、宋、元、明 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赞扬,他说:“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化很多,有今无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则很少,像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文化传统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李海年,《古代中国文明为何领先世界?(一)》,2011年9月24日,草根网)

第四,当前重科学轻道德的愚民教育导致传统文化严重流失。以维护无神论为根本目的的中共邪党,病态地吹捧科学万能,使科学成为全民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教育科目设置上,过分注重理科,而大多数人所学的高数、理化知识在生活中毫无用处,空有文凭一张。而为社会极需的广泛存在于传统经典中的为人哲学、道德导向、价值引导等问题,却几为空白。空耗国家个人的资财与精力、人生时光,培养出来的人既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中华古国的儒雅之气荡然无存,中庸平和的社会氛围遍寻不见,到处是急功近利,一片浮躁。五十岁以下的人多数不知道“三纲五常”,多数没看过“四书五经”,更遑论指导自己的人生。

虽然如此,不少人仍觉得,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中华文明就没有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对此,很多人没有感觉,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经世济用,他以为眼前的所见就是一切,根本就不知道在图书馆、档案馆还存在着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这些含有“善恶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思想的东西,是共产党不愿意让民众看到的,所以也就不可能自国家层面上大量普及,尽管它是利民利国的。经典的作用在于它的应用,否则,跟不存在有何不同?!

更可怕的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自己的文化被悄悄置换掉了,自己还不知道!中国今日的理科教材中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国的技术、产业、管理、社科、理论都是源于西方,有哪个是中国的?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资本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不都是舶来品吗?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说:“中国跟西方接触以来,在很多地方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大学体制是西化的,我们的学科分类是西化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在潜意识、无意识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访谈录》156页)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即使现在,也有人主张取消中医、取消汉字汉语,认为那些东西不科学、不先进,应该淘汰。当今中国从中共当局到民间对科技的信奉、迷信与依赖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共产党就公开倡导“崇尚科学”,科学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神!违逆不得!可怜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共邪党鼓吹“科学至上”只是为了利用科学这根棒子打击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就像宣扬共产主义理论是为了维护中国人对中共邪党的信仰一样。

若干中国人并不知道,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看上去还是汉字,但它所表现的文化,它所承付的传统内涵,已经于不知不觉间被外来文化代替了,现在中国人所用词汇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外来文化。有人统计现代中国汉语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神传文化的灵魂已几乎消失殆尽。如:大本营、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单纯、单位、单行本、蛋白质、德育、低调、低能、低能儿、敌视、抵抗、动员、独裁、独占、读本……;机关、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技师、假定、尖端、坚持、检察官、简单、见习、间接、建筑、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换、交通、教科书、教授、教养、教育学、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度、进化、进化论、进展、经费、经济、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警察、警官、净化、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部、剧场、决算……;健康、卫生、乘客、储蓄、反感、化妆品、紧张、批评、企业、气氛、人格、肉弹、升华、生产、体育、同情、统计、文化、文明、文学、时间、劳动、服务、白血病、大气污染……,等等。仅以上述所举为例,能从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吗?还有一丝传统文化的影子吗?涉及到法律、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大量的概念话语,基本都是日本汉语构造的。这些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字语言,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我们祖宗的语言。人还是中国人的面孔,但骨子里流淌的已不是祖宗的血液,灵魂已由外来的灵所代替!一定不要忘记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躯壳只是一个载体。为什么英语世界里的外籍华人不是中国人呢?他们也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他们的文化已不是华夏文化,他们的风俗习惯,一切内涵都不是中国人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不少70后、80后、90后年轻人,已经是只不过生存在中国土地上,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的世界人了!不知不觉被改变了,异化了,如此下去不可怕吗?现在的年轻人过情人节、圣诞节的劲头要远远超过中国的黄历新年!年轻人对歌星、电影明星的熟悉要远远超过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崇拜!长此下去,传统文化还会存在吗?中华民族还会存在吗?

六、回归传统文化

真正对传统文化抱有感情的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深知传统文化的宝贵和继承的责任。而六十岁以下的人,全是党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根本就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当然也就不知其珍贵,所以就弃之如敝屣。中华民族危矣!要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当务之急就是全面回归传统文化。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首先要提高民众自信心,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找回失落的自信。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精华的精华作对比。中国文化的象征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等,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鲁迅自虐式的偏激描叙,根本就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这种病态的反映,只会对国民心理产生消极影响。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

儒学大师杜维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没有死,需要重新回顾,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这个新的发展,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同时,杜维明还反对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工具的说法,认为儒家文化具有普遍价值,并不从属于某一阶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一个很特殊的生命形态,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我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论点,即认为儒家是属于中国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即官僚制度或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这种判断和历史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儒家并不属于某一阶级。”(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8页)

杜维明在与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对话中国传统文化时还提出:“有人提了这样一条思路,认为三纲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重新考虑三纲。我曾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一个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但是有学者不是这样看,这让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启蒙的,晚年时跟我说,你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提醒我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面,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像柏拉图所谓的理想,对此我也觉得很惊讶。这点我要做进一步的思考。‘以人为本’是西方文明所倡导的,而且似乎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但我不认为它是正确的,我认为中国古代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才是最正确的。不论是从自然学还是哲学的角度,人只是大自然生物链中的一环,如果事事都从人的角度出发,那么最终地球生物会被人类毁灭,从而毁灭人类自己。”

大陆的儒家学派也屡有发声,表达对儒学复兴的期盼。1992年,季羡林发表题为《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文汇报》1992年3月10日)此文一出,引发激烈争论,被认为是“大陆东方文化主义的宣言书”。

而其实,一种文明不能利人、利国、利社会,它就不会有生命力,更不会延续两千年之久,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2010年日本立法规定《论语》必须作为公立学校的必修课,2011年台湾也立法作出相关规定。在继承儒家文化方面,不说港、澳、台等地,即使韩国、日本、新加坡做的都比我们好。这对自吹“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共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时也暴露了中共毁弃中华传统文化的真实面目。

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方面,近代最具国际影响的儒学大家辜鸿铭堪称中国第一人,值得一提。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并誓言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这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极其难能可贵。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中国人的精神》,19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以妇女为例。辜鸿铭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

对于挽救颓废式微的华夏文明,辜鸿铭认为,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执着地告诉世人:“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俱,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说: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连当时激进的李大钊也慨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1913年辜鸿铭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虽然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诗圣泰戈尔头上,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一点也不逊色于泰戈尔。有如此卓着声望的辜鸿铭在中国大陆地区却几乎被遗忘,因为他所做的正是中共邪党极不愿意的。

第二,转变教育思路,改变科目设置,培养传统新人。从当前世界的教育趋势看,各国都很重视本民族经典,今天的英国中学生必须要阅读两部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而法国中学生则开始选修拉丁文。中国语文教育界出现的“传统回归”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民族经典,特别是传统文化作品的重视,已经成为语文教育专家们的共识。

我国高校现行的学科体系,始建于二十世纪初,是在当时“全盘西化”的思潮下,不加分析地从西方引进的。其中自然科学领域尚算合理,因为物质世界具有同一性,“拿来”即可。但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引进则不然,没有顾及到不同地域的多元性特点。任何一国的学科体系,首先应该反映自身文化发展的特色,而不是处处套用西方文化,以之作为标准,划分自己的学术文化。以经学为例,传统经学彻底丧失了安身立命之地,大学文科有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但没有经学系。《十三经》被视作哲学著作放在哲学类的书架上,《尚书》、《仪礼》、《论语》、《孟子》、《孝经》等被当成哲学著作,无疑是对当代学术界的无情讥讽。中国是文化大国,在学科体系上,理应有自己的印记。在过去特定的年代里,中国学者曾经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有一种途径,西方文明处于这一进程的高端,其它文明则处在相当落后的位置。西方文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全盘西化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之路。

近百年来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人类文明的进展并非只有一个模式,西方文化并非人类唯一的选择。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不悖的文化,各有特色。中华民族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

经学在中国古代的地位举足轻重,历代的科举考试,无不以经学为主要科目。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采用西方教育体制,但在许多学校依然有经学与小学的课程。早在两汉,中国学术就萌生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的独特的学科体系。经史子集四部中,经学处于主导地位,是领军的学术。不了解经学,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因此,在学科体系上给它以应有的位置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对古代中国最有地位的经典作品,比如《易经》、《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等,完全应该列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基本资源,让他们走进中小学的课堂。中共建政后,国家的教育制度废除了这些资源,学校的课堂不教这些文言经典,文言的典籍只留下一些诗词散文作为点缀,所以后来的学子实际上基本失去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就必然造成文化的断层。这实际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当今的教育以知识与能力为重点,其实这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做人。这是当今教育最大的失败之处。不会做人,拥有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而做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标准的谦谦君子,只能利己、利人、利国、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所谓“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无为无不为的人生智慧,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行为能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荣辱不惊杀身成仁的正气……等等,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为人之道,在中华文明史上哺育了无数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弘扬普及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走进千家万户,使人人耳熟能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一流的,它是真正顺应自然和人性的文化。汤恩比博士是20世纪最知名的历史学家,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思想家、世界和平活动家。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汤恩比博士还说,如果有来生,我愿意在中国。《老子》在国外,是除《圣经》之外翻译和发行数量最大的书,可见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老子》是世界哲学的源头。爱因斯坦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德文版的《老子》。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这样说:孔孟对他影响很大,老子对他影响巨大。这些都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也是我们应该珍视传统文化普及传统文化的理由。

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同属华人儒家圈的港台地区做得比较好。1958年,台湾香港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指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可以转化及吸收科学、民主等现代西方文化价值。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自台湾移居美国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开始努力倡导儒家思想,长年奔走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之间,后来又受到新加坡、中国内地各界的关注。台湾在1960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孔孟学会,定期出版《孔孟学报》、《孔孟月刊》。台湾大学的哲学系、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里也开设儒学课程。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经学、哲学、宗教角度来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逐渐增多。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分别在1980年和1983年出版。研究儒学较为著名的有李泽厚、匡亚明、张岱年、任继愈等。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招收机械专业的博士生,先要背诵《老子》和至少半部《论语》,否则就不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杨叔子认为,博士生作为国家高层次的人才,不能不了解中化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他举例说,基督教国家的学生被要求读《圣经》,伊斯兰国家学生要读《古兰经》,中国学生要读什么?他认为应该读《老子》和《论语》。他说,中国不是缺少科技人才,而是缺少人文科学人才。让博士生背《老子》、《论语》,有三个好处:培育民族责任感、锻练形象思维能力和学会如何做人。

2006年1月,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是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唯一的国学专刊。5年间共出版185期,总计16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就是从中精选、结集而成的,其中《国学精华编》选取了近百位国学界一线学者的文章。此外,还有北京大学的《儒藏》编纂、各地中小学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等等。这都为传统文化经典的弘扬普及做了一定的铺垫与开拓。

此外,还有各种公办民办学校的“国学班”。如唐山民办英才学校,“弟子规教育渗透在每一个角落,渗透在每一个细节,渗透在每时每刻。师生的日常规范是弟子规,师生品行评定标准是弟子规。我们提倡品雅文、听雅音、赏雅画、说雅言、唱雅乐、育雅趣,打造雅意文化。每天必唱孝亲歌曲,每周六必演孝亲节目,每双周必有分享活动,定时收看孝亲电影。自编孝亲小品《心债》一场一场的演,一场一场的唏嘘落泪。”(唐山英才学校教师演讲《让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到我们的血脉》)

但是,在国学热的同时,也有人借“国学”之名敛财。这种功利化十足的国学教育,有害于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的培养,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传承,在这样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很难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实际是一种破坏。

同时,还出现了因为担心“带有糟粕性内容”会“扭曲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中小学生的心灵”,而由教育主管部门下文,严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的怪事。部分小学重新编印的经典读本中,“昔孟母,择邻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句子被删掉。(《楚天都市报》2011年1月2日)这实际是对传统文化的阉割和歪曲。

结语

这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神传文化当然有其必然的缘由。简而言之,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三纲及忠恕、孝悌、中庸等理念,规范了人的思想,让人知道了怎么样去做人;释迦牟尼、老子的出现让人类知道了什么是佛,什么是道,什么是修炼,人生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整个“三国”的过程告诉人什么是义,义的内涵;岳飞抗金告诉人何为忠,如何识别正邪、忠奸,等等。惟其如此,众生才能一步步的建立起对神的完整认识、才能始终不渝地坚持对神的正信,才能有足够的文化基础正确的理解和接受神的救度。五千年的铺垫,为的是人类的结局;久远历史的安排,为的是本次人类文明的终结,以及如何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所以,神传文化是历史的必然,神传文化人人必要遵循,因为这是神的谕示!天意岂可违!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四大古老文明唯中国独存,实际是在为神传中华文化准备条件。

为什么造纸、印刷术会首先在中国出现?造纸、印刷术是人类文明的助推器,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思想交流和科学发展,提供了至今仍不可缺少的信息存贮和传递手段。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中世纪欧洲印制一部《圣经》,至少需要300多张羊皮。造纸术的发明改变了印书昂贵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受蔡侯的恩惠要比受许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书籍的历史新纪元。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这样评价: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样在文学上,第二样在战争上,第三样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先是文字的出现,继之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是为物质条件;三皇五帝对于人类先民的教化,儒、释、道文化对于人类思想的规范,是为精神条件。这两者的结合,就是神传文化的完美安排。

人类今天的很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成果,都可以追溯到古老中华文明的贡献。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真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之源!中华文化为什么要泽被世界?因为全人类要有对佛、道、神的统一认识,这是神传文化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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