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西方两大银行下调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百分数的预测。瑞士信贷的预测从8下调到7.7，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从8.2下调到7.9。去年中国增长率是9.2。这些预测表明，中国在经历自从1999年以来最疲软的时期。中国今年前五个月农村之外的固定投资增长20%。这是自从2001年以来同期最疲软的增长。五月工业产出增长和零售增长都低于预期。
专家指出，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最需要的不是降息和刺激计划，而是放松国家管制，增加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充分释放私营企业的潜力。
彭博社：打破银行和公共事业垄断 放开利率和汇率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对《彭博社》表示，企业利润在下降，通缩迫在眉睫，中国面临持续数年的疲软增长。为了释放生产力和恢复经济实力，政府应该打破银行和公共事业的垄断，开放服务行业，放开利率和汇率。
陶冬说：“在看得到的未来，投资不会大面积回弹。政府刺激举措或许能够缓解增长下跌的风险，或许能缓冲下降周期，但是无法提供持续向上的发展势头。”
陶冬还说：“我们预计中国未来几年处于弱增长周期，特征是信贷疲软，出口疲软和房地产疲软。”新兴的“通货紧缩力量”可能导致GDP和企业利润剧烈下跌，经济正在迅速失去动力。
陶冬表示，几乎每一个十年，中国都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革从而释放生产力的进步。
跟陶冬的描述相一致的是，温家宝总理四月份说，政府需要打破银行“垄断”，打破少数几个大银行轻松盈利的局面。中央银行本月放松了对银行设定利率的限制。
华尔街日报：打破国营企业垄断 去除劳工流动限制
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黄玉川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国真正需要的刺激不是降息或耗资千亿的刺激计划，而是让私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并去除对劳工流动的限制。
文章说，中国上周末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喜忧参半，加剧了北京下一步怎样做的争论。当局上周四宣布降息，但是许多人猜想是否需要更大的刺激。黄玉川认为，刺激确实是需要的，但是并不是北京当局或某些批评者所想像的那些措施。
北京在犹豫不决是否要出台刺激计划，2008年刺激计划耗资6,300亿美元，恶化了通膨，制造了房地产泡沫。
有一些迹象显示，北京试图再采取类似2008年的行动。官员在加快推出新的大型项目，批评者已经在抨击这些举动。其中一个例子是最近通过在广东省兴建100亿美元的钢铁厂，而这个行业已经产能过剩。报导显示另一轮信贷激增。
有批评家说，这些举动只能刺激投资，而中国需要的是以消费为本的道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消费比例太低，投资比例过高，占据GDP的50%。
黄玉川认为，这些批评者的建议并没有击中要害。实际上高投资率加上快速增长已经使中国家庭消费在过去二十年里达到8%的年增长。这是所有主要经济大国当中最高的消费增长速度。
因此黄玉川认为，消费没有被压制，当局也不需要额外人为的去推动它。如果未来的经济增长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更保护环境，消费可以继续保持在8%的年增长。而且，中国劳工在萎缩，工资每年上涨15%，这意味着中国工人可能很快成为更大的消费者。
为了让经济更加高效率，并改善国人生活水平，黄玉川建议采取两个策略：释放私营企业被压抑的潜力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
黄玉川指出，1997年后的改革措施和加入世贸的准备工作创造了竞争性的经济，但是大多数仅仅局限于私营企业。国营企业仍然跟竞争压力绝缘，依靠垄断赚取利润。现在应当去除监管障碍，让私营企业进入金融和土地领域。
最近当局宣布提供信贷给中小型公司，所谓“温州试点”，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与其仅仅提供短暂的财政帮助，不如通过消除管制解决根本问题，建立起私人投资的永久动力。
第二个策略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去除劳工流动的限制。户口制度仍然禁止大多数农村劳工永久移民到城市。通过去除这些限制，政府可以提高劳工生产力并刺激消费。它也将减少收入不平等，目前城市收入超过农村家庭收入三倍。
北京还应该加强城市土地管理，合理化规划商业活动和住宅发展的地点。更雄心勃勃的城市化倡议应该包括廉价房项目，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制度的财政支持，并且要足够灵活不阻碍劳工流动。
中国迄今保持赫然的高增长，但是大多数国民仍然没有脱贫，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结构性改革，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让中国迅速转移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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