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北京当局改革步履蹒跚，令地方不满。上海先斩后奏放开金融投资政策，其他省份纷纷跟进，最后迫使北京批准改革措施。上海担当中国改革火车头由来已久。邓小平去世前不久找到朱镕基，请上海发力推动保守派当权的北京进行经济改革和自由化。《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7月17日发表地缘经济和战略国际研究所主任巴茹（Sanjaya Baru）的文章。
文章说，改革措施难以推行的现象，在印度，它可以称之为“政策瘫痪”。在华盛顿DC，他们称之为“政治僵局”。在欧洲，他们哀叹其为“缺乏政治意愿”。在中国，他们称之为“逃避政治风险”。
一名年轻上海官员告诉巴茹，北京对于经济政策方面变得过分小心，所以寻求加快经济增长的省级官员必须采取主动。“我们不会从上面获得太多改革动力。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开始改革。”
举例来说，上海金融服务管理局放松了私人股权投资的制度。“如果上海当局寻求北京的允许，他们将不会获得通过。因为北京官僚非常谨慎，使得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也非常谨慎。所以我们就直接进行了，改变了政策。很快其他省份也开始效仿，最后中央政府发布命令，批准了各省已经在做的事情！”
当天早先，一名北京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对此事作出不同注脚：“中国有半个世纪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三十年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二十年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我们现在有了自下而上的领导。”
中国新时代的“自下而上” 在政治上产生矛盾的后果。虽然它使得治理制度更加具有参与性，它使得中央政府减少了专制，所以，变得更加官僚和谨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一言九鼎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发动大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邓小平的继任者在这个垂死时代的影子里经营。今天，特别是当中国处于政治转型过程，没有权倾天下的“国家领导人”，党和政府的官僚似乎放缓步伐以避免差错。
这对于中国的经济表现造成的影响显现在最近的经济数据上。当然官员的说法是中国不能永远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在经过二十年的10%的增长速度之后，放缓是很自然的。国家统计局上周报告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到7%左右。该机构官员上周告诉记者，“在经过三十年的强劲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增长潜力将低迷，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则。”
的确如此。当它试图重新平衡它的经济和提升国内消费，一个时期的放缓可能对中国是好事，但是新一代对此感到不耐烦，并且想要推动更高的增长。“更快的增长没有改革不会发生。改革不会来自于北京。所以是时候上海自己迈出步伐了。”一名年轻的上海智库学者说。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这种现象并不新鲜。无论任何时候当北京寻求踩刹车，上海就要踩油门。在邓小平濒死的日子里，他找到上海领导人朱镕基，逼迫在北京更加保守的继任者朝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方向往前走。
在哈佛学者傅高义著述的详尽和权威的邓小平传记“邓小平和中国转型”当中，傅高义记述邓小平在87岁高龄，退休三年之后，他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以及深圳，针对北京的保守派和毛派重新掌权点燃了一束小小的抗议火苗。他告诉小镇小村上赶来看望他的党员干部，要加强北京改革派的力量。
这次行动虽然不像毛泽东发起的“炮打司令部”的倡议，但是它达到了邓小平的目的。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对试图收回邓的政策感到不安，转而向邓小平保证，他将继续走邓设定的道路。
上海的年轻官员告诉巴茹，上海现在需要新的朱镕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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