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9日讯】
《江婴诗存》二O○九年三月出版伊始，即被禁被抄。当时我曾明确表示：这是错误的。我希望有关部门能翻然改过，给《诗存》一个公正的对待。然而迄今，未能见到这一结果。无奈之余，我只得将此事公之于世，让世人评说。
二○○八年初，我八十出头了。历劫二十余年，体弱多病，几次手术，深知来日有限，遂在友人协助之下，将生平所作之诗，集中整理，编辑成册，名之曰《江婴诗存》。《诗存》包括六个集子，其中四个集子早已问世，且均为国内出版社所出版。《泥垒》与《半叶》为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半叶续集》乃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霜前横笛》，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另，《江婴诗集》为选集，出版者乃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霜前拾叶》由于养老金节省下的钱为出前面几个集子已所剩无几，而香港书号却便宜得多，遂由天马出版。最后一个集子《残绿》，虽亦欲印行，终因财力不足未果。遂收入《诗存》，作为其最后一个部分。
收进《诗存》的两千四百余首诗，其内容皆为我所经所感之实录。“求真笔写人间史”，这是我写诗所坚持的原则。一部《诗存》，无非是我六十余年所经历的当代史。现实生活中不常听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宣传吗？就此而言，《诗存》的印行应该受到尊重。宪法中不是有思想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的煌煌条文吗？《诗存》的出版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诗存》用的是香港书号，香港与大陆虽属两制，但毕竟是一国，于情于理不是完全吻合吗？不是应该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吗?
《诗存》的出版，合理合法，不应被禁被抄。但居然被禁被抄，并在全国各地搜缴，简直“满国风雨”。零九年三月，印刷厂业务经理匆匆相告：即将出厂的千余册《诗存》被强行抄走。抄书者云：违背了“出版条例”。随后网络上出现了文化部“二○○九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市场重大案件汇总”的文件。其中将《诗存》之出版定为“天津三・一二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案”。文件称：“二○○九年二月，天津市公安、国保局获悉，江婴非法出版了《江婴诗存》一书，经鉴定，该书通篇流露对党、国家、社会的不满情绪，颂扬六四事件，藉以攻击党、国家、人民军队，支持“台独”、“法轮功”，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文件接着称：根据有关“批示”，“对涉案的两千册图书，三十八张印刷软片，两张电子版光盘一一全部追回。”查抄《诗存》时，各地官方网站还发布了全国性部署与查抄情况的消息。四月十八日与《诗存》编辑、出有关三人相继遭到羁押，其中一人被软禁，两人被拘留，将他们作为“人质”。迫使我交出已运到家中的一部分书。为了“人质”早日获释，二十五日我交出了这部分书。五月初，被关的三人终于获释了，然而却是有条件的：三人均不得与作者来往。此外，被拘留的要“候审”一年，被软禁的不得出市，如外出，需事前请示。
文件中加在《诗存》头上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文件称“该书通篇流露着”“不满情绪”。是的，确实“流露着”“不满情绪”。难道对反右迫害五十余万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也应该满意吗？难道对“三面红旗”造成三千八百余万饿殍，也应该满意吗？难道对文革十年史无前例的人间悲剧，也应该满意吗？难道对派遣大军以机枪坦克屠杀绝食请愿的学生，也应该满意吗？难道对垄断一切，以权谋私，普遍腐败，也应该满意吗？！……‥如果对这一切都满意，试问良心何在？文件称《诗存》支持台独，恐怕翻遍了这本书，也找不到一句可作依据。《诗存》中倒是有这样的诗，那就是希望两岸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台湾实现了民主，大陆也实现民主，那么两岸在和平氛围之中实现统一，不是水到渠成吗？表达这样愿望的诗，难道不正是反对台独吗？至于说《诗存》支持法轮功，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诗存》中却有这样的句子：“罢黜诸神尊一神”，这难道不是反对侵犯法律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吗?
将“莫须有”之罪名强加在“诗存”头上，试问置宪法于何地？因为用了香港书号，就将它定位为“非法”出版物，试问置香港于何地？
我希望有关部门纠正错误，但我等了如此长的时间，却未能等到结果。我只好将此事公之于世，请世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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