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蔡溶纽约报导)曼哈顿华策会属下的人瑞中心主任伍宝玲在华埠社区广为人知，作为华人社区上个世纪首个向市政府争取经费的非牟利机构代表，46年来伍宝玲与人瑞中心的生活跟随7任纽约市长的变迁一起发生着转变。
1967年20多岁的伍宝玲全家移民来到纽约，从车衣厂打工、华策会做社工、1972年创办人瑞中心，发展到2005年人瑞中心有注册会员6000余人、迁入华埠中心区的地标名楼……，伍宝玲如今是华埠老人和纽约市政府沟通的“活跃人士”，各界政客眼中可敬可爱的华裔民权“斗士”，她对历任市长的体验感受，听来饶有趣味。
以下根据伍宝玲主任的口述整理。
1966年-1973年： John Lindsay 林赛 （两任） ——高大威猛的靓仔（帅哥）市长
我是1967年11月感恩节那一天到美国的，因为怀着第三个孩子，我就和丈夫说，暂时去车衣厂打工，等孩子出世了再做打算。但是我一向对政治家的政策很有兴趣，虽然不是我那一行，但我总是很关注新闻，因为在这个新地方，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语言和民生的情况，否则你如何才可以获得自己理想的生活？虽然语言有障碍、文化有隔膜，但正因为这样，我就更加积极去了解。
1968年8月女儿出生后，我回到衣厂工作，当时衣厂比任何一行都赚钱，但是我的理想一向是教育和社工，因为这里是移民国家，在华埠做社工目的也是想帮回自己的侨胞，所以我一方面去NYU（纽约大学）读英文，一方面寻求自己的理想。皇天不负有心人，1969年1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下东城有一家不牟利的社会机构请社工，专门教戒毒、戒酒的问题人士，我就下决心去见工了。
去到以后吓我一跳，那个地方虽然在华埠，当时中国人很少反而非裔、拉丁裔很多，我看到顾客99%不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吸毒、酗酒中国人有问题都不会去，认为丢脸，有一名中国职员就问我，想不想（做社工）帮我们自己中国人。
他介绍我去华策会，当时很少非牟利的社会服务机构，我按他说的去找刚组建的华策会，在披露街（Pell St）的一栋危楼里，一上楼梯就吱吱呀呀的响，旧时我在香港YMCA做社工，那个环境都比这好多了，为何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这样，我就更加有心在这里做一些事情。
华策会见工的老板没想到是犹太人，叫亚伦柯恩（Allen Cohen），从上午到下午4点他跟我面谈了6个小时，问我在香港做什么工作，背景怎么样，如何来这里，初来乍到什么也不会，如何面对挑战，有什么理想？为何对社工有兴趣？……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这个机构是“反贫运动”的机构，策划会1965年成立以来第一笔拿到的经费，就是来自林赛市长发起的“反贫运动”，因为经费有限，什么时候出粮、是否有薪水都不知道，问我是否还做？但是我想追寻理想，就算积累经验也行。
当时美国是以年龄编班的，不是以程度编班，新移民的子弟ABC都不会，感到很压抑，策划会的创办人刘毛淑卿自己是ABC（美国出生的华裔），但她有爱心要帮华人移民子弟，她的大伯刘德光就把Pell街地址借给她做儿童补习班，这就是华策会的雏形，华策会1965年5月25日拿到执照成立，但直到林赛市长任上才拿到第一笔经费，那时拿很少钱，全部是义工出来帮小孩补习功课。
早期华策会从早8点到晚10点开门，分批上班，我下午和晚上在策划会上班为了理想，上午在车衣厂打工为了挣面包钱。我英文程度不好，有什么不懂就去查字典，但是那时很多社会福利的专有名词还没有中文翻译，例如什么是medicaid（州医疗辅助），medicare（联邦医疗保险），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词，我问同行，同行反问我不懂怎么做社工？那我就不断去medicaid的办事处，实地观察到底什么例子适合，自己拼命去学。
柯恩先生很喜欢我的劲头，他就拉我去市政厅参加会议，那时华人没有主动去公听会的，更不要说华人女性了，开始我也不知道，我抱着学习的心态跟着老板走，不想去到那里，柯恩叫我上去说，老外是很会培训人的，他见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在公听会上讲，个个都望着我等我说话，讲就讲吧！我的破英文（broken English）表达不清，就换一种方式，用身体语言（指手画脚）一直讲到他明白。
那时我才知道，纽约市市长这么靓仔（帅哥）、高大威猛，初时我见到他时是微微笑的一个英俊小生，非常和蔼可亲，讲话非常斯文淡定，人品非常好，他很和善、很耐心的微笑着听我讲，这样市长对华埠就有些认识了，老板后来每次去公听会都带我，结果十拿九稳都争取到钱回来，不是我的功劳，是我老板的功劳，他带我四周围去开会，包括housing authority (楼宇管理局)等，所以我们得到很多资源回来，不断的继续研究，所以我也有兴趣。
旧时中国人从来不去争取政府经费的，第一是因为语言问题，那时很多中国人说他们来了几十年，地铁、巴士都没有搭过，一直在华埠的小圈子里生活；第二是资源问题；第三是面子问题，觉得拿救济很丢脸；第四他想申请家人来美就不能拿救济，因为拿救济就是说你没有经济能力担保家人来，很多种原因，所以中国人那时根本就没有人拿福利。
1965年美国还很少见中国人，那时中国移民的配额一年只有105名，肯尼迪做总统的时候他批准很多中国人来，1979年中美邦交后更多人来美。旧时很少人偷渡来，不像现在很多偷渡、旅游过来不舍得走的，现在华人发展成纽约第二大移民族裔，世事变迁，所以我们很感激林赛市长，拿到第一笔经费，我们可以开展工作，策划会在华人社区属于首创。
当时柯恩以为我只能做两年，但不曾想我做了40多年。因为他人很好，他肯教你，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最要紧是跟对一个好老板、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和老板是好拍档，纽约市开始知道华埠的存在。
慢慢我们又觉得托儿所的需要，因为那时中国人一来到纽约，男的进餐馆，女的进衣厂，我们老板发现不但移民学生的学业有问题，父母做足12个小时一天却没有托儿所。老板就和我去家庭探访，我说中文，他要去看一下然后写报告，结果我们一去到都流眼泪，很多人很可怜，父母把婴儿绑在婴儿床上，那个奶瓶固定在婴儿旁边，拉屎拉尿都没人管，真是很不人道的生活，你没办法，没有托儿所、又不能带婴儿上班，只能这样生存，所以我们中国人经过很多的苦难，柯恩就说，不行，我们要搞托儿所。
我们不断去探访，了解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遭遇和困难点，但华策会没有钱，我和柯恩就觉得应该和车衣工会合作，那些孩子大部分的父母在车衣厂工作，我们就找23-25工会，要求工会出钱我们出社工，旧时23工会非常有钱，大部分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主导这个工会，纽约车衣业（上百年历史）是经过犹太人、意大利人、香港人才到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出声，一直不受车衣工会重视。
当时23工会和我的老板都是犹太人，我的老板和他们去说就有力量，结果就创立了华策会和23-25车衣工会托儿所，在基丝汀街（Chrystie Street）115号二楼，帮助了很多人，那些父母可以安心、专心工作，产品数量高收入也高，对车衣业好，对工人、对工会、对小孩更好。
后来柯恩先生写的很多报告都可以拿到经费，因为他可以亲耳、亲眼体会到，他训练我做他的跟班到处走访，后来我们觉得要增加课后托儿班（after school program），因为公立学校下午2-3点放学以后学生没处去，他们的父母在制衣厂是按件工作的，功课没有人教，所以我们又去争取课后托儿，由一年班一直到六年班（5到12岁），现在我们的课后托儿有十间这么多，帮助了很多华人。
我们在每一间公立学校的校舍内设立课后托儿，小孩日间在公立学校读书，放学后不需要换地方，就在原处补课，主要是辅导功课，第一步检查功课做好了没，再给他们上课，安排唱歌、体育，指导学生充实自己，一直到下午6点，主要是帮低收入的贫苦大众，不用他们给钱，放学后肚子饿了，下午2-3点我们还提供小点心。
除了托儿所、房屋法律问题，再次还有青少年部。那时纽约的治安差到极点，吕宋人有吕宋人的帮派，黑人有黑人的帮派，其他的帮派一样，就是争权争利，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自己本族都发生很多问题，就像华埠的飞龙帮、鬼影帮就互打，很混乱，我在华埠住整天听到枪声、（看到）一个个被抬走的，那时青少年真的很阴功（惨），不会英文怕人家欺负，他其实不想入帮派，但他是想要寻求人保护，那时父母要美国梦，目的是为了子女有一个理想的人生，却心惊胆跳担心子女误入歧途。
有华策会辅导他们问题，这样就避免了青少年卷入帮派的机会，青少年项目（youth program）就像课后托儿一样补习，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初中、高中开始要走课室，不同的课程要换课室，选不同的课程同学都不一样，学生的人际关系、课室安排都比公立小学复杂，所以我们身为社工，就要了解每一个课程的情况，万一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了解，另外在华策会也有一个地方专门为他们补习。
青年的活动不同，我们请年轻的领袖教他们如何打球运动，心理不平衡加以辅导，就包括天才生也一样要辅导，很多很聪明的孩子一样要见心理辅导，因为压力大，有专业辅导会讲他们的方言，让他们有信心、有一个可以依靠的靠山。那时我们社工少，老中青一脚踢（一个人包办）什么都要做。
1972年8月人瑞中心成立，华策会没有地方可供老人活动，他拨经费支持我们老人中心，所以我们的第一笔经费从老人局拿到，也是多谢林赛市长。我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但是他很听取民意、推广福利的工作，他给我们经费达到目的，虽然治安很混乱，起码有了托儿所、青少年部这些以后，华人的生活比较稳定一些了，所以我对这一任的林赛市长印象很深，中国人争取福利是由他这一任开始的。
1974年-1977年：Abe Beame 爱宾 （一任）—— 纽约各方面没变化 人心思变
1974年爱宾市长上任，这一位先生不像林赛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和蔼，他的样子也很古缩（粤语：沉闷不善交际、经常生闷气），对社区没有积极性，不是太关怀的那种，不像林赛经常四处走访，林赛和彭博都喜欢周围拱，而爱宾比较沉实，可能有些人不是太适合做政治家，因为政客口才要好，脑筋也要灵活，判断力要快，还要懂得圆滑。
我们社区经费觉得都过的去，所以和他没有特别的联系，一切照旧，这一点我们也感谢他，虽然没有大的进展，平平凡凡的度过他这一任。
纽约市的各方面也都没变化，样样都一样，所以那时治安混乱，需求当然多，警力多，开支当然大，他竞选连任为何败北，大家都知道原因，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如果政绩不好，大家都想改变、改变。当时郭德华的第一个口号喊的就是“要改变”，人心思变，所以就他赢了，觉得纽约市要改变了，纽约是金融地带，如果经济不起色，大家就不会继续投资，各方面大家都要求改变，所以爱宾做了一任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1978年-1989年：Ed Koch郭德华 （三任）——激发华人参政的直言市长
所有犹太人、所有政治家都很喜欢郭德华，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如果你懂得他的心理，他很喜欢和你开玩笑，但是他受软不受硬，你硬他比你更硬，你软他对你好的不得了，我们做社工的就用软功，所以他和我们好的不得了，他在任的时候访问我们人瑞中心几次。
郭德华非常喜欢吃中国菜，有一次在唐人街中餐馆吃西洋菜吃噎着了，现在唐人街餐馆必贴海报（“噎到东西之急救处理方法”）就是由他开始的。1980年他来我们人瑞中心访问，当时我们正在做酱油鸡腿，他闻着香就要吃一件，吃完我问他：：“你吃鸡腿很香吧？但是很多伤残、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吃不上呢。”那时老人还没有护理的服务，只能依靠家人照顾，他就问：“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说我要维他命（钱）扩充我们的服务，不但来人瑞中心的老人可以享受美食，我们还要送餐给行动不便的老人。他说：对不起，我们穷到隆（穷到裤子穿洞也没钱补），哪有钱给你？我就说，市府财政拮据，可是你有这么多有钱的朋友，又是律师，请你找有钱朋友捐钱给人瑞中心送餐上门，结果一讲完，没多久他就发动大商家捐款，成立了“车轮上的送餐”（Meals on Wheels ），这个项目就是我提议、第一个拿到经费的。现在这个项目大家都很共鸣，知道原来老人家越来越长寿，需求越来越多，送餐上门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我们争取松柏大厦还有一件趣事，因为那时治安不好、监犯很多，来回运送犯人上庭要花很多钱，他说法庭多数都在市府附近，就在（唐人街）松柏大厦那块地上建监狱！第一节省人力物力，第二方便监犯随时上庭。此言一出，唐人街人人骂他：岂有此理，在我们唐人街的黄金地带建监狱？！
我们发起万人大示威跟他吵：不要监狱！要老人大厦！我也积极发动人示威，那时我们很团结。他却不以为然说：不用理睬他们，中国人的选票还不到2000张，照建可也！我们听到是个个都怒发冲冠，当我们中国人透明？！但是我也请大家反省：美国是最现实的，什么叫民选官员？你要投票，他才有资格做你的代表。所以郭德华是用激将法，但是他心地很好——直言，我就喜欢他直言：骂了你，你自己反省你有没有错在先，你不要想我骂你不对。所以自此以后激发起中国人参政，就是由于他这一句话。
后来大家就去找他，我和其他一些人也找他协商中和方案，让他去布朗士区建监狱，那时布朗士区有很多空置的荒地，来来去去，最后的方案是：唐人街这块地一半给社区，一半建监狱，但是政府没有经费，我们大家一起研究，找联邦以及市府房屋管理局，向他们提议：我们自力更生，楼下做商场，二楼做健康诊所，三楼做托儿所，再上边14层楼总共87个单位就做老人大厦，所以叫多用途的大厦，靠商场收费维持楼上。松柏大厦因此1990年建成。
他还有一件趣事，我们去示威争取权益，有些人喊啊叫啊，他在那里对着示威的人笑：你示威、讲吧，你讲的不合适我就不答应你，你要把道理讲清楚。示威的不对，他开着麦克风就骂你，口无遮拦什么都骂、骂完再说，不像一个市长的样，但是错了他又能在记者会上公开向你道歉，这一点非常难得。
我们懂他这性格，提早做好所有功课，我们不公开攻击他，而是私人和他约时间、与他理论，他觉得你有道理，就像松柏大厦50/50一样，他认为你对他就接受，所以我喜欢他坦率的性格。他今年去世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从来没见过这么盛大的葬礼，克林顿、彭博很多人都去，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建树，不是计较小节的人，他是讲道理的一个人，所以他做了12年，中国人只骂他一句话：说我们只有2000张选票！但我却要多谢他，如果不是他这一句话，中国人到今天都不醒悟要参政，还在做睡狮，所以人人看法不同。
他在建筑、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的建树，对于建可负担房屋，旧时所有的市长都差不多这个方针，不过我们是从他这一任开始有华埠的可负担房屋，尤其是老人大厦，所以我们感激他，关于经济的复苏，他也非常卖力。
而且他肯叫他的局长们四处探访学校、老人、无家可归者，他是全心全意的为纽约，他经常问我们：你认为我这个市长做的怎么样？你认为我为纽约市做的如何？这样他从中吸取民意，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幽默、口才一流的人，直到现在我还很怀念他，因为他重视华人的福利。
旧时多数都是犹太人赢得（市长提名或当选），他们执财经和政治牛耳是最聪明的，还有有很多律师出身的出来从政，因为那些政策就是靠决策者，如果决策者有权，教育、房屋都能处理好，所以最要紧是政治。我们中国人四师——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这个师那个师很强，很多中国人很自豪：我儿子做医生、做法官，来来去去，都是自顾自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大众族裔去着想、回馈社区的有多少呢？而犹太人抓住政治的牛耳，他们就什么都有。我们中国人还强调让子女享尽富贵荣华，但（其他族裔）很多人都觉得与其教子女坐享其成吃鱼，不如教他钓鱼。
1990年-1993年：David Dinkins 丁勤时（一任）——害怕得罪非裔的非裔市长
郭德华已经做了三任不能再做了，丁勤时是靠众多非裔选民选上去的，他有工会的后台，因为非裔、拉丁美裔很多人在工会。到丁勤时做市长时，布碌崙有一家韩国人开的红苹果超市，有一个非裔女人在那里偷东西被抓到，但她反告说人家歧视她，搞出很大一件事。
当时是余保贤做中华公所主席，余保贤的中英文是很厉害的，他又是像郭德华市长一样个性坦率的人，我还记得他在就职典礼的演讲词中唱出“小李飞刀”（香港武侠剧集主题曲）的歌词——为何偏偏选中我，让我大吃一惊，但他直率有一个好处，在丁勤时做市长时，他能直指问题实质。
那时已经有很多华人在布碌崙做生意，韩国人、日本人和华人的长相差不太多，他欺负韩国人就会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亚裔人就互相支持，我们和中华公所主席去参加公听会，也在市政厅开过记者会。余保贤主席直斥他：你身为市长，应该要公平去判断，不能人说什么就什么。
很多人都说，不是她在韩国商铺偷东西我们要怎么针对非裔，最主要是说要公平、公正，尤其是执政者，如果你抓正来做，大家服你，如果你以自己的种族来帮，族裔矛盾更甚，而且非裔总说我们歧视他们。在布朗士科技和史岱文生两家最出名的高中，超过70-80%都是华人，中国人的比例比白人都高，我那时做学区委员就很受气，整天有人说要改比例，那时我老和他们吵：他们生出来就是这个肤色，考试制就讲公平竞争，不要选肤色。
丁勤时的特色是很nervous、精神紧张，他的手袋里面永远带着一条白手绢，一讲话就紧张擦汗，他就不断拿手绢擦额头，那如何在这么大的城市做市长呢？余保贤主席的性格就觉得很难忍受：都没有判断能力，怎么做啊？所以大家有目共睹，他并不是一个市长的优秀人才，不是因为他是非裔，而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他在做什么，尤其是我们做社工的更感受直接。
市长不能公正，变成放任他们偷盗，问题很大。治安越来越乱，非裔好像有后台，更加毫无顾忌，吸毒、抢劫、谋杀都来了，无家可归的更多，犯罪率高升，很多人纷纷逃离纽约。他只做了一任，大家认为他没有给纽约市带来改善，生活质素没有什么改善，后来非裔也没选他了。
1994年-2001年：Rudy Giuliani朱利安尼（两任）——铁腕治理黑帮的检察官市长
随后，朱利安尼就出来竞选了，他性格非常强硬，做事精明、能干、果断，因为他是检察官出身，对犯罪、罪案方面很了解，所以自从他上任以后纽约治安状况开始改变，犯罪率大幅下降，纽约平静了，大家就安心了，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能够不怕死，去完成他理想的工作，派特警抓抓抓、大量抓黑帮。当时的意大利黑帮教父很强势，走私、贩毒无所不为，他们控制垃圾回收、控制鱼市，旧时下城河边富尔顿渔市场的获利很大，也是帮派控制，你想做这份工、在那里做生意要交保护费，等于缴税给黑帮超过给政府的税收。
第二，虽然他是意大利人，但是他不因为自己种族的问题，他一视同仁，将黑帮控制的渔市场全部清理。我听闻那些帮派把不忠于他们的人直接扔进绞肉机里面绞死，这么残忍，但是朱利安尼不怕死、一样执行。旧时纽约市的犯罪率一向都高居不下，就由于没有人有胆识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缩头缩脚，不怕黑帮、果断行事，现在连他意大利族裔的人都说他No.1。
所以有“小龙女”(检察官）出来帮他清扫黑帮，他把黑帮都抓了，子女都能安全读书，所以大家最喜欢他这任市长，就是因为他将治安从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变为有曙光，从有曙光更而阳光普照了，但是当时只有两任任期。
1994年朱利安尼委任Herbert W. Stupp做老人局局长，Stupp原先是慈善基金会的头头，很能干、很有爱心的一名犹太人，他知道华人的老人中心不多，老人家却越来越多，他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就是我们人瑞中心，人瑞中心那时在基丝汀街（Chrystie Street）115号的地库（basement）里。
他看见我们在一个没有窗口、像一个火柴盒一样小的地下室内，三名社工全挤在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前来求助的人讲的话全无隐私可言，他问我需要他怎么帮？我说了困难。他立即和他的老板朱利安尼说，他要帮我们找一个好的会址。不久他回来告诉我：跟我来！
格兰街168号原先是市警察总局所在，是纽约市的地标建筑，后来市警总局因为面积不够用，就搬到现在近佩斯大学的地方，这里空置下来，地产商把整栋楼买下来，本来想当co-op合作公寓卖给人，但是正好经济衰退（朱利安尼上台之际，很多人逃离纽约），他们装修了上面没钱装修下面，甚至连地税钱都给不起了，朱利安尼的市府就要收回楼下给社区使用，所以我们因祸得福。
Stupp查了出来，就带我和几名律师副局长来到这里，问我喜不喜欢这？我说做梦都想不到，当然喜欢！他就跟朱利安尼说这里适合做老人中心，朱利安尼答应帮我们，我们开始争取，但是楼上的住户不让我们进来，我们就和楼上打官司，市议院和区长都帮我们，他们跟楼上的有钱人说，你不喜欢给老人中心，那我们就开放给无家可归中心，开放给吸毒、戒酒中心……他们只好让步，但还是设障碍不愿意，我就一直和他们斗，朱利安尼市长也帮我们，但是直到朱利安尼两任结束，我们和楼上住户的官司都没打完。
我们上过几次庭，他都一路支持我们，现在的会址是他任上帮我们争取的，所以我们很感激他。而且他很听民意，在他第一任时，在下东城举办了一场社区大会，我发言时见他东张西望，就说：朱利安尼市长，请您转过眼睛看着我，你不注意听，怎么能了解民意呢？结果他真的转过来认真听我讲，那一段发言被Channel 1从头到尾录了下来。
他也非常注重学童的安全问题，还有枪支问题、暴力行为，他将纽约市治安治理好，人流就开始回流纽约市了，他的政策见效，经济、民生好转，所以现在很多人尊敬他就是因为他对黑帮够强硬，他听取民意，也很听取下属的报告，他办的这么好，我们都很怀念他。
2002年-2013年：Mike Bloomberg彭博（三任）——让纽约面貌一新的商人市长
2001年9月11日是新一届市长选举的初选日，自从前市长郭德华说华人选票少、可以不理会后，激发了很多中国人，我早上6点起床就去拉票，8点到咖啡室喝一杯咖啡，突然间听到消防警铃猛响，开始我以为起火，再过8点第二架飞机袭击世贸大楼…那一天我记忆尤深，当时人心惶惶，我吓得立刻跑回人瑞中心，因为那些老人家8点多就会来中心，我要保护他们，让他们不要害怕、安抚他们。
然后我跑上天台，那时已经知道是恐怖袭击，因为电台不断的报道：有特别新闻！恐怖分子袭击！9点多、10点的时候，见到世贸中心烧啊烧，它塌下来的时候直线往下落，100多层塌了下去，如果它打横倒下会死更多人，天台上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就互相抱着哭了起来，当时我的心里觉得就像世界末日。
因为惨就惨在死的都是精英，世贸是金融地带，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凡是初选都是周二，早7点、8点正是华尔街这些精英上班的时候，正好那一天有很多会议、精英云集，死了很多是我们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多人做金融的，都是20多到40多岁的人，很凄惨！那时我的女儿和侄子都在金融地带，他们逃离之后吓的脸都发青，所以他们现在都很惜福。
这样选举就延期了两个礼拜，事件发生时彭博候选人和朱利安尼市长都在市政厅那里拉票，一个个亲眼看到恐怖惨景的发生，大家都觉得要挽救纽约市。当时朱利安尼和郭德华都呼吁大家不分党派支持彭博，那时郭德华的呼吁影响力也很大的，结果彭博获选，从2002年开始做市长。所以朱利安尼刚治理好治安问题，彭博就接了911这样的烂摊子。
我还记得彭博2002年1月1日就职纽约市第108届市长时说的话，他说要面对各方面的迫切问题和挑战，财政预算、曼哈顿下城的发展、工会合约、罪案、生活品质、福利、教育、无家可归问题、基本建设、未可预期的危机和公众厕所等等。
12年过去了，时报周刊曾说，彭博是全美十大优秀市长之一，最要紧他有高瞻远瞩的视野，说他的确为我们留下很多遗产（Legacy），将来会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些写的好。另外，现在很多人说他是1%，我们是99%，99%要反对1%，说因为他们有钱了、我们穷了，贫富悬殊…其实有钱人不是罪，你“肯”发奋，就像彭博说的你只要“肯肯肯”，你就会成功。
但是他有钱，三次竞选，一分钱都不要大家捐款，而且他人很坦率，喜欢说什么说什么，将收支平衡，不留一点赤字，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另外一方面，他说纽约市在他主政期间收到捐款28亿，告诉市民“纽约市是非常慷慨的城市，”但很多人都醒目（看得出）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他从自己银包里挖出来的……他筹的那些钱，大约9亿用于公园，因为他要健康美化、种树，5亿是世界贸易中心，14亿是给慈善基金促进公共卫生和教育问题的，所以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欣赏的。
再次，我自己用计算器算了一下，市长的年薪22万5千元，12年应该是270万，但他只拿了象征性的12元，等于他为纽约市节省2,699,988元，这个数目非常好。还有，彭博每周五上午上广播电台，将纽约市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市政议题在电台里播出，使得市民了解应知应晓的地方是什么，直到12月20日他熄灯告别，12年风雨不改，这也是值得我们歌颂的。
还有他不给人吸烟、不给人喝酒、喝大杯汽水也不行，以前我们写菜单不用计算卡路里，现在全都要审核，我也被弄的头晕眼花，但就像他说的：12年里就是因为我的保姆方式，你们才活的健康长寿快乐，你们现在每一个人起码活多了三年以上，他为此很骄傲，我觉得很好。
我还列了他对我们人瑞中心支持的政绩。2005年8月份我去开会回来，突然听到彭博在某餐厅等我（他邀请了数名社区人士），我以为开玩笑，那时我还没有同他有联系，吃完他问我：华埠如何？你们老人中心如何？我就趁机和他说，我们还在一个没有窗口的地下室，朱利安尼帮我们争取格兰街168号会址，到现在我们力争了12年都石沉大海，我们很痛苦，会员越来越多，但是没地方发展，我一直和他说，想不到他对我的问题很感兴趣，并不断的问我如何能协助解决困难？还说我的声音很像他妈妈。
当时彭博的妈妈将近100岁，彭博是唯母命是从的孝子，我还记得彭博2002年第108届市长就职仪式上和他妈妈在一起，他的妈妈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我就说既然你听妈妈说话，那你是否也听我说话？我想人瑞中心赶快搬到新址，可不可以呢？他说OK，立即让副市长和我联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2个月后便获得好消息。10月3日老人局打电话过来说：你可以搬进去了，我说“好，我今天就搬！”老人局吓了一跳：你这么快？！我说是，请你告诉市长，我马上搬、马上！我担心变卦，10月13日那天横风横雨的，我叫上华策会的人买烧猪过来还神。 10月18日开放服务，10月28日彭博就来帮我亲自剪彩，又找一班大人物过来剪彩。
当时老人局长事先告诉我，彭博市长不喜欢人多说话，你只能按我准备的讲词说几句，我没听她的话，这是一个争取经费的好时机，所以我没看她的稿、自己讲，彭博在人瑞中心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市政厅会议室就总放那天剪彩的录像带，所以很多政客知道我们人瑞中心。
2009年9月29日中秋节这一天，彭博竞选连任第三任，他在金丰大酒楼摆一个早餐会，预备了很多美食、老人们还送月饼，他请了全市的华人老人家来，我带了人瑞中心一大队人马过去，结果我被人骂，那个时候正好刘醇逸选市主计长，（刘）说我支持彭博倒他的米、和他作对，其实不是。彭博在中国人的家庭团圆日举行这个中秋敬老活动，这是历任市长都没有做过的，也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彭博市长有很多趣事，我几次被邀请到瑰西园（位于上东城的市长官邸）Gracie Mansion做客，每次他主持仪式都有条不紊，将主题的重点简而精的表达，他还喜欢轻松开玩笑的方式，很喜欢出IQ（智商）问题考人，每次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猜我是哪一年出生的？属什么生肖？然后他必以属马为傲说出属马的性格。
人说亿万富翁，是不是这么高傲、独裁呢？以他在私人的活动里面看，他有幽默和坦率的一面，不了解他性格的人不喜欢他，但是了解他的性格后，他是无私精神的，所以他和郭德华都是我很敬佩的人。
2014- ：Bill de Blasio白思豪——善于“打牌”的政治市长
白思豪是一个政治家，他一生都跑政治，政治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他娶了一个能干的好老婆，老婆是写书、搞政治很厉害的一个人，可以在工作方面分担他很多，在选票方面她的族裔背景可以为老公拉到很多票。非裔支持白思豪而不支持汤普森，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牌，适时把儿子的爆头装亮出来，大家觉得很可爱，他懂得利用，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我希望他多些来华埠，他做了公益维护官四年从来很少来华埠，他应该多些来了解我们少数族裔的需求。
关于他的教育政策，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未必赞成，希望能和他坐下来谈。史岱文森高中是考试制的，我们中国人一考试都是No.1，所以史岱文森过半数都是华人，他现在说不公平，为何中国人多，非裔、拉丁裔少，要按名额分，那就是要把中国人“斩件”（大刀支解、放小比例），所以很多中国人觉得不合理，这是种族平权吗？如何平权呢？纽约市总共百多间学校，你要配合自己子女的兴趣，是什么料就去哪里读，他没有这个料你非要推他进去，就是适得其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要搞好学前教育UPK(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但是没有钱，他就说要加富人税，现在富人一个个离开，如果有钱人都走光，他就要降低标准，无形中就会加劳工阶层、中产阶层的税收，要不然怎么拿到钱？我们现在人人就担心这个。
现在中产阶级比低收入人群更惨，因为低收入有白卡，房屋有补助，纳税的时候不用给钱还要退税，中产什么都没有，医疗什么都要自己给钱。长此下去中产阶层、劳工阶层就不想做工了，所以我们现在请人很难，个个都宁愿拿救济不做工，觉得拿救济比做工好。
不过我们对他寄予厚望，我们觉得他做过公益维护官这么久，市长不在的时候要替代市长的位置，所以他应该对纽约市非常了解，最主要他肯不肯听民意，我现在最开心就是他任命了我们老人局长帕奥丽（Lilliam Barrios-Paoli）做副市长，帕奥丽在郭德华之前已经为市长做工，在不同的市长期间都做内阁，为人非常低调但经验丰富，她是老精兵，我是40年如一日做“残兵”，希望老精兵能听一下老残兵的反映。
(责任编辑：季平）
